本报记者 郭 平

核心提示

40年前，也是接近岁尾，辽宁考古界第一次发掘红山文化遗址，在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妇女小雕像”，这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首次发现。由此，人们似乎打开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约定，东山嘴、牛河梁、半拉山……5000年前，红山先民用自己勤劳智慧的双手，为后世子孙留下一件又一件泥塑、陶塑、石雕、玉雕的人像，那是他们有着某种特定礼仪内涵的神灵。专家据此提出，这或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另一种模式。

“妇女小雕像”让全国考古界期盼了30年

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红山文化项目负责人、研究员熊增珑的办公室里，摆有几个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塑料箱，箱子里同样规整地排列着一个个粘有各种编号的带密封条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各种陶片，这是他们2019年野外考古调查的成果。

2019年是红山文化正式命名65周年。1954年，正在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尹达探访病中的梁思永先生。梁思永提出在书中加入内蒙古赤峰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在新增加的这一章里，尹达将长城以北这类既出仰韶文化式彩陶，又出北方式压印“之”字纹陶的文化，定名为红山文化。

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在他的《红山文化考古记》中，记录下了对红山文化全新发现的那一时刻。

1979年深秋开始，由郭大顺领队的文物普查队集中在东山嘴发掘。

之所以称为东山嘴遗址，是因遗址附近的东山嘴村而得名。东山嘴村位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县城所在地大城子镇东南约4公里的大凌河西岸。遗址坐落在山梁正中一缓平突起的台地上，长约60米、宽约40米，海拔高度353米，高出河床50余米。

“考古界都说在工地收工时往往有重大发现，这样的奇迹在我们这里也会重现吗？”郭大顺写道。

这是辽宁考古界首次发掘红山文化遗址，大家虽然知道辽宁西部属于红山文化分布区，但是此前明确的红山文化遗址却发现很少。

所以，尽管天气越来越冷，田野工作快要结束了，他们还是抓紧时间，争取多挖一点儿。

刚揭开表土，就出现了一道砌筑整齐的石墙，从北向南一直延续近10米还未到头，这同一般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红山文化遗址所见在黄土上做穴的居住遗址大为不同，这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遗迹吗？

工作人员在清理遗址，大脑却一直在思考。

随后，惊喜不断，在方形建筑址附近，发现了两件玉器，一件为双龙首玉璜，一件为绿松石质鸟形饰件。它们虽形体较小，却制作极精，尤其是那龙首和鸟体的神秘造型，过去大概只在商周时期发现过，在新石器时代，不仅北方，就是中原地区也未见过。

还没等人们理清思路，遗址又出土了新的文物。在圆形建筑址附近，出土了两件人的塑像残件，一是人体上部，双手交叉于胸前；一是人体下部，双腿正盘，它们显然属于同一个体。雕像塑造技法十分成熟，手与脚的造型、姿势都非常准确，远非以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泥塑人像所能相比。它们都为泥质红陶，双腿盘坐的底部，还有清晰的席纹装饰，时代特征如此明显，当属红山文化无疑。

发掘仍在进行当中。郭大顺利用给学员上照相课的时机，提醒大家：在欧亚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正是出“妇女小雕像”的时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还从未碰到过，东山嘴遗址已有了先兆，要特别注意。

话音刚落，从工地回来的镇文化站站长手里捧着刚刚出土的一件陶塑件送了过来，正是他们要找的“妇女小雕像”！这件小雕像腹部圆鼓，臀部突出，虽无头部，但孕妇特征一目了然。第二天，又一件“妇女小雕像”也在圆形祭坛附近出土了。这一连串的发现，先后不过一周的时间。东山嘴遗址经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经树轮校正为5485±110年，约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

东山嘴遗址考古发现的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了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的高度重视，他建议国家文物局到朝阳召开一次考古现场会。

1983年7月20日，北京的19位考古学家在苏秉琦率领下来到东山嘴遗址现场。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全国首次发现的一处史前祭祀遗址。会上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语出惊人：“留学生们经常问起，世界各地的史前文化到青铜文化这段时期，到处都有‘妇女小雕像’的发现，为什么中国没有？有了这两天见闻，才知道大家终于找到了全国考古界等了30年才被发现的重要材料。这就是一些新石器时代的妇女雕像，以及同这种塑像有关的一片祭祀遗址。”

代表同时期人形雕塑的最高水平

熊增珑说：“从1979年至今这40年间，是人们对红山文化认识连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段。”

东山嘴遗址仅仅出土了“妇女小雕像”的躯干，然而历史似乎也是遵循着某个约定，一步步向后人揭开红山先民神秘的面纱。

如今，因为红山文化遗址而声名远播的牛河梁，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个地图上找不到名的山梁，从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一代代考古工作者从这里走过，调查过彩陶遗址、汉代长城的墩台，但都匆匆而过。

1981年春，郭大顺作为业务负责人到建平县开展文物普查，在由县里各文化站站长参加的培训班上，他特别强调在这次普查中，红山文化遗址和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地点是调查的重点。课间休息时，富山乡文化站站长赵文彦提供了重要情况：该乡村民家有一“玉笔筒”，那其实是红山文化代表玉器之一斜口筒形器。正是在这个“玉笔筒”引导下，位于建平县富山乡马沟村附近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被考古队发现了。

1983年秋开始，考古队正式进驻牛河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家孙守道带队进行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发掘，并继续在周边山冈寻找新的遗址点。

那年10月中旬的一天傍晚，进行考古调查走了一天的孙守道一行人，有些疲劳，他们便在牛河梁第一道山梁上坐下来休息，准备返回驻地。同行的富山乡文化站站长独自一人来到山冈最近的一条沟岔，一边小解，一边低头看，突然发现了露出地面的一块陶土块。

他心一动，这里会不会有新发现，不然，哪来的陶土块呢？孙守道和考古队员们都十分惊讶和兴奋，一下冲到了这条沟岔，俯下身来，仔细探寻，更多的陶土块露了出来，让他们更惊喜的是还捡到了陶塑的耳朵、鼻子！这里后来被确定为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虽然没有进行正式发掘，但是三次试掘便取得了惊人发现。

1983年11月2日，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试掘现场突然一阵骚动。原来在西侧室露出一个圆圆的陶件，在场的人都意识到这可能是人头塑像。大家都不作声，现场静得只听到小铲刮土那清晰的缓慢的沙沙声。

额头露出来了，继而是眼睛、嘴巴，一个完整的女性面孔展现出来，她仰面朝天，双目圆睁，略带微笑，大家异口同声地喊出：“女神！”

这就是被称为“红山女神”的人头像，成为震惊世界的发现。

随着发掘的深入和年轻一代考古人的加入，越来越多的红山先民的雕塑被发掘出来。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是在1979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一处遗址，当时定名为“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为了进一步搞清红山文化积石冢的结构、布局和时间关系，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2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

在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的4号大墓考古发掘中，出土了目前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唯一一件玉人。这件玉人出土时置于墓主人腰腹部，为立姿的整身形象。玉质为淡绿色，绿中泛青。玉人头较大，圆脸粗颈，斜肩、细腰。眉眼斜吊，双目微闭，十指张开，手心向内，双前臂曲肘抱于胸前。肚脐部外突，两足跟上提，足尖着地。整体形象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气息。

此后，在2009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人们在南距朝阳市13公里的龙城区召都巴镇尹杖子村大杖子组附近的半拉山顶部发现一处红山文化墓地遗址，由于墓地连续遭到盗掘，破坏比较严重，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14年对这里进行考古发掘。

在这一遗址共出土了三件人头雕像，人们可以在辽博举办的“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中看到这三尊雕像。其中之一个体较小，为泥制红褐陶，残高仅有3.5厘米，却雕刻得非常细致。陶雕人像两眼微闭，鼻子宽阔，小口微张，头顶用短细的凹槽表现出三道环形相套的发髻，并且将后部和两侧的披发都表现出来，足见红山先民的观察力和表现能力。

半拉山遗址出土的另外两件文物都是石雕。其中一件选用的是黄褐色砂岩，通高14.2厘米，面部轮廓清晰。石雕宽额头，高颧骨，矮鼻梁，深眼窝，双目向外突出，看上去似在微笑。另一件石雕通高33厘米，为砂岩雕成。雕像高额，顶部微凸似戴着冠，并有带饰垂向脑后。浮雕柳叶形眼，外眼角向上，鼻子凸起呈三角形，闭口，嘴角及下颌雕刻着数道胡须，这个雕像看起来比较严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国祥著有专著《红山文化研究》。他在书中指出：“红山文化时期是祖先崇拜的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的人像材质多样，有陶、泥、石、玉等质地，雕琢工艺精湛，形体大小有别。有的单件出土，也有的呈组群出土，它们代表了同时期中国史前人像雕琢、雕塑的最高水平。”

或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辽西模式

红山文化考古发现的各种人形雕塑引起了全国各地研究人员的注意，人们从塑像的用途、塑像的艺术水准、全国各地同时期出土的人形雕塑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多视点、多角度展开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田广林等专家学者则将视角放到了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人形雕塑的坐姿上，分析认为，考古中发现的各类红山文化人物形象的性质，既不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品，而是有着某种特定宗教礼仪内涵的人格化神灵形象。

通过研究考古发掘报告，学者们注意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人形雕塑从形体姿态划分，有屈腿盘坐、垂脚高坐、屈膝跪坐、伸脚踞坐及伸腿箕踞等几种坐姿。

所谓盘坐是指两腿盘屈交叠、臀部着地的一种体态姿势。以东山嘴盘坐陶像、牛河梁盘坐泥像残件为代表。

所谓垂脚高坐，即小腿下垂，足底着地，臀部附着在墩、台、凳、椅等高出地面的坐具之上的一种体态。东山嘴高坐陶像便是这样的坐姿。

所谓跪坐，是指两膝着地，脚掌朝上，臀部附着其上的一种体态。箕踞又作“箕倨”“踑踞”。其基本体态姿势是臀部着地，双腿叉开前伸，形若簸箕。所谓踞坐，又作蹲坐、蹲踞而坐。这种体态也是臀部着地，两腿分叉向前，但双膝上耸，足底同时着地。这是一种与箕踞十分接近的休闲体态，如兴隆沟红山文化遗址的三人相拥踞坐陶像。

牛河梁女神庙与东山嘴祭坛同为红山文化晚期纯粹的宗教礼仪场所。通过对这些雕塑进行分类，人们注意到在女神庙发现的神像基本上都是盘腿坐姿，东山嘴发现的神像则既有盘坐，也有垂脚高坐。至于较为谦恭拘谨的跪坐、懒散轻慢的箕踞和不登大雅的踞坐等坐姿，则决不见于这种礼拜神灵的庄重场所。

那么，这些神像与后来的中华文明中的礼仪规范的关系如何呢？

《礼记》中有：“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示本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举行社祭，是尊敬土神的一种表示。大地孕育万物，上天垂示法象。种种生活资料都是取之于地，种种伦理法则都是效法于天，所以人们对天是尊敬，而对地是热爱，百姓要尽量完美地报答土神。对于家来说，在中霤祭土神是主要的；对于国来说，在社坛祭土神是主要的，因为土地是一家一国赖以生存的根本。

社，即古代君主祭祀天地神祇的场所。“中霤”，本义是指开设在屋顶正中的天窗，后来引申为与天窗相对应的居室中央部位。而《礼记》所说的“主”，即神灵。所谓“家主”，即家中保护神；“国主”，即国中保护神。那么，“家主中霤”，是指于屋内中霤之下设祭祀神；“国主社”，是指于国中立社筑坛祭祀神灵。

专家提醒人们注意，兴隆沟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坐像的出土位置是在居室中央的灶侧，这个位置正是《礼记》所载供奉家主的“中霤”。

此外，兴隆沟坐像与东山嘴祭坛出土的坐像，都是盘腿而坐，腔体中空，右手搭握于左手腕部，而且或在膝部，或在脐下，都留有贯通腔体内部的孔洞。

专家研究认为，红山先民塑造这种高难度工艺的腔体中空的造像，而且盘腿危坐，双手按固定程式叉握的身姿造型，绝非世俗民众日常生活片断的定格。各种迹象表明，兴隆沟陶质人形坐像的性质与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一样，都属于神像。

分析认为，从“家主中霤”到“国主社”，实际上是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当人们团聚在村落内部的“中霤”一起祭祀“家主”的时候，联系人们的纽带主要是血缘关系；而当人们走出各自居住的村落，到大家都认同的郊中之“社”来祭祀“国主”的时候，联系人们之间的纽带，便已经不再以单纯的血缘关系，而具有某种地缘性质了。而这应该是商周之际“邦社”和“国主”概念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文化根源。

专家分析，红山文化的人形雕塑所反映的由祭祀到礼制，由巫者到王者，由部落到国家的进程，或者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辽西模式。

（本版图片由辽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