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玮

提示

10月14日，哈罗德·布鲁姆去世了。作为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他毕生维护文学经典，只身与潮流战斗，从新批评到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上演了一出旷日持久的英雄剧——或者荒谬剧，随你立场而定。如今剧终落幕，点检他的遗产，不难发现，他画定的文学经典范围，其实流动不居。布鲁姆用以立论的思想支柱，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树立的典范，首先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尤其雪莱。其独断口吻，令有些人不适。然而无论如何，能够相对单纯而坚定地沐浴在经典阳光之下，毕竟是受祝福的一生。

布鲁姆的核心思想，是“影响的焦虑”。后来者笼罩在前代强力作家的影响下，陷入宿命的焦虑，于是竭力挣脱，通过“误读”前代作家，释放出自身的创造性。而每一次挣脱，反而更确定了前代作家的经典地位，因为他们的影响力足够强劲。某种意义上，经典作品是由后来者追认的。后来者持续加入，前代作家的影响力或升或降，其经典地位随之浮沉不定。在《西方正典》附录《经典书目》里，布鲁姆勉为其难地列入罗伯特·洛威尔和菲利普·拉金。尽管他认为这两位诗人被高估了，但是谁知道呢？他说：“后世的诗人们可能会发现罗伯特·洛威尔及菲利普·拉金的作品具有经典性，因为它们有着无可逃避的影响。”

这一切是否算得戛戛独造？毕竟，T·S·艾略特的名言犹在耳际：“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传统与个人才能》）唯一的不同在于，艾略特强调传统对个人的滋养，布鲁姆强调个人对传统的反抗。后者让人自然联想到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布鲁姆更愿称为“哈姆莱特情结”）。作家总是渴望杀死自己精神上的父亲，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一如俄狄浦斯杀死自己的生身父亲。正是弗洛伊德，构成布鲁姆立论的思想支柱。

然而最伟大的父亲，任谁也损伤不了。布鲁姆所推举的，经典作家中的经典作家，大体有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布莱克、惠特曼。莎士比亚的位置，尤其无可动摇，即令是面对弥尔顿。“我怀疑弥尔顿遇见了莎士比亚那些英雄兼恶棍的陌生影子，吓得向后退，于是意识到英语英雄史诗依然向他敞开大门，至于英语悲剧，已永远被关闭了。”（《如何读，为什么读》）

莎士比亚的权威建立在两点上：一是他无与伦比的艺术表现力；二是他对于人类心理无与伦比的洞察。其洞察不仅仅是深透的，烛照人心每一处皱褶，“莎士比亚读你，要远远比你读他更充分”（《如何读，为什么读》序曲）；更重要的是，引导了此后西方人的精神走向。没有他，西方文化不会呈现目前的面貌。“如果福斯塔夫和哈姆莱特只是错觉，那你我又算什么呢？”（《影响的剖析·头脑对自身的影响》）这已经不能叫作影响，只能叫作奠基。

所以归根结底，在文学创造力诸要素间，深掘心理是最根本的一项。而读者翻开文学作品，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和自我的内心相遇，扩展它，守护它。相比之下，任何社会目标，都不是文学阅读的宗旨。“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西方正典·序言与开篇》）

同时不要忘记，布鲁姆还是犹太教徒。他曾与戴维·罗森伯格（David Rosenberg）合著《J之书》，他的一段话耐人寻味：

在我看来，诗与信仰是两种对立的认知方式，但它们有着共同的特性， 即都是发生在真理与意义之间，同时二者在某种意义上又都疏离于真理和意义。只有依凭或经由一种过量，一种泛出或流溢，意义才得以产生。没有这种过量，不管情调多么雅致，诗只是一种重复，信仰就更不用说了。

依布鲁姆之见，信仰不再是对真理的皈依，而是真理的重新创生。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对创造力的注重。准确地讲，他是把信仰给文学化了。另一方面，生活也被文学收编，“对我而言，文学不仅是生活中最好的部分，它本来就是一种生活，而生活也没有任何其他形态”（《影响的剖析·文学之爱》）。布鲁姆手持一柄大锤奋力砸下，把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一道砸扁，嵌入文学这个二维平面。

热爱文学诚然令人动容，热爱到这等程度，就令人警惕了。《如何读，为什么读》出版当年，布鲁姆的论敌特里·伊格尔顿发表了一篇书评，挑剔讽刺，无所不至，语气近乎轻佻，不过有一句话，却切中要害：“如果文学是介于我们与自杀之间的唯一的东西，我们不如自杀算了。”伊格尔顿的意思是，假如生活的意义唯有诉诸文学，别无出口，这样的生活不值得过。或许不妨加一句，这样的文学也将枯涸。

我们不禁好奇，布鲁姆本人能否满足于这个纯然审美的、回向内心的文学世界？有位读者评说加缪：“《局外人》与《鼠疫》是壮丽的时代剧，典型地反映上世纪40年代的法国和西方社会的心气和关切。一个时代的强劲有力的表现，自有其用处和存在的正当理由，并提供审美以外的价值。”猜猜这段话出自谁的笔端？布鲁姆读到一定痛心疾首：表现时代与社会，怎能成为一部小说的存在理由？可是，你应该猜到了，这恰是他自己写下的（《文章家与先知》）。一个孤绝的文学世界，并非摇摇欲坠，而是从未存在。

在这个世界，布鲁姆不但把信仰给文学化了，也把文学给信仰化了。他有时不无夸大，比如谈《神曲》：“令读者感觉艰难无比的是《炼狱篇》，而这困难代表了但丁最不容置疑的天才时刻，它凌跨了想象文学的界限。”（《史诗》）有时索性是武断，比如说：“海明威是本世纪美国散文小说家中唯一一位文体造诣可以比得上重要诗人的”（《短篇小说家与作品》）。换个角度看，布鲁姆本不是为多数读者写作的，他只关心理想读者的小圈子。这位畅销作家的发声姿态，偏偏有如禅家常言所道，是“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不献诗”。

无论如何，在这个文学世界，布鲁姆是自在的，充盈的，愉悦的。当剧终幕落，点检他的遗产，也可以说，能够相对单纯而坚定地沐浴在经典阳光之下，终究是受祝福的一生。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