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涛

提示

苏轼可谓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苏轼十讲》以十个主题串联苏轼的生命历程，并将苏轼置于历史与文化的洪流中，上下观照，在作品与文献中捭阖出入，并作精妙讲解，一部披沙拣金的“苏轼新传”粲然可见。古人常用“读书得间”形容从字里行间读出真意、新意乃至象外之意的阅读状态，听来轻松却不易达成。苏轼教人读书，“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一路全本原本、熟读精思、反复涵咏、切己体察的法门，就是今天的“文本细读”。这一部《苏轼十讲》，可谓今人“文本细读”的“得间”之作。

苏轼作品存世量极大，有诗2700余首、词300余首、文章4800余篇，围绕其人其世其诗其文的资料更多，要想避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进而识得苏轼“真面目”，舍“文本细读”，别无他途。上海三联书店近日出版《苏轼十讲》一书，由作者朱刚在复旦大学开设“苏轼精读”课程15年来的讲义集结而成。既是精研细读，其取径就绝非终南捷径，以15年治一门课程，洵得“文本细读之要”，也足见治学的耐力和功力，其课其书能披沙拣金、纷披胜义的原因也在于此。

是书大致按照苏轼生平，联系时世，拈出雪泥鸿爪、贤良进卷、乌台诗案、三咏赤壁、庐山访禅、王苏关系、东坡居士的“家”、元祐党争、唱和《千秋岁》、个体诗史十个专题，聚集有关作品，知其人而论其文，赏其诗而见其人。这十个专题，都是有关苏轼生平出处进退、思想演进和文学创作的大关目，十目所视，庶几可得“真面目”乎。同时，是书既是多年讲义集结，想来必曾回应过学生的关切，这种教学相长的互动，在成书出版后，也水到渠成地满足了读者的预期。而且据讲义以成书，其门槛必然不像学术专著那么高，读来可谓“即之也温”，但这并不意味着是通俗读本，因着大学讲义的来源，此书实是一部专题进阶版苏轼传记，更适合对传主其人其世其诗其文有一定了解的读者。

苏轼在作品中常以“鸿”这一意象自喻，这是老生常谈，但把若干“鸿”裒辑在一起进行分析，就见出“文本细读”的功力了。在第一讲“雪泥鸿爪”里，作者展示了四只鸿。对于“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作者说道，“太渺小的个体不由自主地飘荡在太巨大的空间之中，所到之处都是偶然。”对于“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作者说道，“他原来以‘鸿’自喻，是因为必须随朝廷差遣而转徙，不能自主，感到被动不安；但此时被朝廷抛弃了，不再转徙了，却又觉得孤怀寂寞，有不被理解之苦，所以这‘孤鸿’仍是精神上遭流落的象喻。不过，‘拣尽寒枝不肯栖’，情愿停在寂寞的沙洲上，表明这只‘孤鸿’对自己的栖身之地有所选择。有选择就是一种主体意识，与完全被动的随风飘荡之鸿有所不同了。这不能不说是贬谪的打击唤醒了苏轼对主体性的自觉，大抵贬居的时候对‘自我’的关心总比身任要职时期更多。”对于“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作者说道，“这里写的‘秋鸿’，有了候鸟的另一种属性。在‘雪泥鸿爪’里，那个‘鸿’只是迁徙飘零，不知道会去哪里；而这个‘秋鸿’是会回来的，一年一度到相同的地方。所以，作为候鸟的鸿，春去秋来其实是有规律的，其境遇并非完全偶然。或者说，偶然性并不来自鸿本身，而是来自外力的迫使。人也是如此，自由之身可以与喜爱的环境反复温存，听命于朝廷的仕宦生涯才会四处漂泊。”对于“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次韵法芝举旧诗》），作者说道，“这是苏轼留下的最后几首诗之一，其诗意颇堪看作他对人生思考的总结。首句‘归鸿’，是早年‘雪泥鸿爪’之喻的再现，但喻义已大不相同，因为这次不是随风飘零的‘鸿’，而是‘归鸿’，虽经飘零，毕竟总会归来……远翻早年‘雪泥鸿爪’之案，身世的飘忽不定和人境相值的偶然性，被这‘归’字解去了。”

鸿一直是那只鸿，但在东西、春秋这样巨大漫长的空间、时间里飘零徘徊时，他的心境却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言为心声，鸿的意象就是苏轼的心路历程。苏辙早已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祭亡兄端明文》中说兄长一生“涉世多艰，竟奚所为？如鸿风飞，流落四维”。

作者在第十讲“个体诗史”中有一段关于“诗史”的意见很值得倾听。诗史最早是对杜诗的解读，朱刚指出，陆游曾反对这个说法，并举其诗为证：“常憎晚辈言诗史，清庙生民伯仲间。”（《读杜诗》）看来陆游认为诗史称号委屈了杜甫，他是想把杜诗推尊到与《诗经》并列的地位。按照《隋书·经籍志》“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方法，诗属于集部的学问，在四部之中等级最低。诗写到极致，可以躐等而入经史，诗经、杜甫就是例子，循此逻辑，宋人的很多哲理诗如苏轼《题西林壁》之类，堪称“诗哲”，亦可躐等而入子部了，毕竟子部是哲学门类。此外，诗与史亦可互动，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就是开“史诗互证”先河之作，在“乌台诗案”一讲中，作者梳理解读了御史台、大理寺、审刑院关于案件的判词，既为精确解读苏轼相关作品提供力证，也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北宋司法制度及实践的绝佳案例。这种展示学力的细腻之处，在书中还有很多，与此相较，学界坊间却不乏不耐“细读”甚至是抛开“文本”而发的信口开河之论，这又是何等轻佻啊。

当然，金无足赤，是书有一或可商榷之处。第九讲“唱和《千秋岁》”，是以秦观《千秋岁·水边沙外》一词引起包括苏轼在内的众多同道中人的唱和为引子，再拈出《明妃曲》、静照堂诗、颜乐亭、超然台、黄楼等多次唱和事件，意在呈现并探讨北宋文坛的公共性以及传播媒介的更新进步，这样的内容，在课堂上拓展知识边界、启发学生思路是极好的，但作为一部苏轼的专书出版时，却多少显得枝枝蔓蔓，而且以一讲的篇幅处理如此一个大课题，实在也是勉为其难。

受“文本细读”启发，我们试以苏轼四子的名字来解读他的心路历程。长子迈生于嘉祐四年，苏轼22岁，丁母忧毕，返京等待朝廷授官，后又准备制科考试，年少成名，前程远大，心态想必是豪迈的；次子迨生于熙宁三年，苏轼33岁，任职殿中丞直史馆，前此四年内，父苏洵妻王弗亡故，弟弟苏辙又因议论新法忤王安石被遣出京，迨者，达也、及也，比起十年前的豪迈，心态已见平和，但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却已有达及之念，恐怕更因时势使然；三子过，生于熙宁五年，苏轼35岁，已步弟弟后辙，因反对新法出判杭州，这个过字，不论是过犹不及还是过而改之，已是自悔自警的心态了；四子遁，生于元丰六年，苏轼46岁，因乌台诗案已贬居黄州5年，遁世、隐遁、遁逃，心态是极为消极的。总之，四个儿子“迈迨过遁”，从积极到平和到消极，足以展示苏轼从22岁到46岁的心路历程。四子的名字皆以“辶”为底，这一部首本来就象征人在旅途，苏轼的人生之旅大致如此，只不过50岁后随着朝局变化，被起用、被重用、被冷落被贬谪，经历了第二轮的“迈迨过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正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