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明代吕坤，面对当时书籍混乱的现象，将图书分为九类：全书、要书、赘书、经世之书、益人之书、无用之书、病道之书、杂道之书和败俗之书。其中“全书”只有两部：《十三经注疏》与《二十一史》，列为群书之首。本文按下经书不表，先说史书的故事。

在经史子集中，史书登堂入室，始见于三国刘备与孙权的两段故事。刘备去世前，给儿子刘禅留下遗言，其中包括一个书单，有《汉书》；孙权与大将吕蒙等人，谈自己的读书经历，也列出一个书单，包括“三史”。章炳麟先生说：“自是通史致用，遂为通则。”

在先儒的观念中，读史有多重要呢？我们接着听章先生的观点：“人不习史，端者不过为乡里善人，庸者则务在衣食室家，而尚奇者或为乱政之魁，清末至今，其弊可见。”章先生这段话说得很重，但并非独家之见。如明末清初魏禧，曾在《里言》中写道：“人不可不读史，未读时，觉自己尽高，七尺之躯昂然独上。及见前代人物，忽不觉矮矬极了，大地之宽，竟毫无立足之地。”

他们为什么把读史一事，说得如此重要呢？魏禧举例说，比如先人有“读书使人心粗”之句，其实它的病根不是读书的错，而是不读史或读史不精的错。魏禧在《与彭中叔》中写道：“先儒云：读书使人心粗，如云过独木桥易使跌；是要人细心读史之意，非谓桥不须过。后人误认此语，有志道学者，只看性理语录，史书置之高阁；即或涉猎，几等稗官小说而已。”接着魏禧又以宋代伊川（程颐）读史为例：“伊川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其成败，然后再看；有不合处，又更思之。其间有幸而成，不幸而败者，不独徇其已然之迹与众人之论。此正是怕心粗处。”

读史既然重要，因此历代留下许多苦读史书的故事。帝王读史如宋高宗，有记执政徐俯，曾劝高宗读《光武帝纪》。有一天，高宗将抄写好的《光武帝纪》送给徐俯，并说道：“卿劝朕读光武纪，朕思读十遍，不如写一遍。今以赐卿。”诫子读史如曾国藩，他在家书中告诫儿子，读《汉书》不必受困于精粗之说，每日必须看20页，切不可今日半页，明日数页云云。“如煮饭然，歇火则冷，小火则不熟，须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更夸张的读史，有见于明代陈继儒《读书十六观》记载，宋代苏舜钦夜读《汉书·张良传》，要准备一斗酒，“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抚掌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饮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

读史最刻苦的人，还要首推苏轼。有人问苏轼：“先生博学广识，我们可以做到吗？”苏轼说，可以啊，我读《汉书》，要读很多遍才能完成。比如治道、人物、地理、管制、兵法、货财之类，每读一遍，针对一件事情，几遍之后，就会事事清楚了。所谓“叁伍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

《耆旧续闻》中，记载苏轼读史：“东坡谪黄州，日课手钞《汉书》，自言读《汉书》凡三钞：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朱司农载上谒坡，乞观其书，坡云：‘足下试举题一字。’公如其言，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

前述先贤讲读史，其中多有涉及方法之论。因为史书篇幅浩繁，路径崎岖，读者难进难出，因此研读史书的方法至为重要，对此历代先儒表述极多。此处略举六段：

其一，读史要全面观照，不可专于一家。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说》强调，读史不可“习于太史者，偏妒孟坚……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亦犹武陵隐士，灭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暴秦之地。”对此，清代浦起龙按语：“此条谓读书不可颛泥一家，局护偏遗，自亦一病。”

其二，读史要有条理性，宋代俞成《萤雪丛说》写道：“历事几主？历任几官？有何建立？有何献明？何长可录？何短可戒？传中有何佳对？此贾挺才先生记史法也。”宋代王楙《野客丛书》写道：“凡读史，每看一传，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义，或才德，大节无亏。人品既定，然后看一传文字如何？全篇文体既已了然，然后采摘人事可为何用？奇词妙语，可以佐笔端者记之。如此读史，庶不空遮眼也。若于此数者之中，只作一事功夫，恐未为尽善耳。”

其三，读史要循序渐进，元代许衡《性理大全》写道：“阅史必且专于一家，其余悉屏去。候阅一史毕，历历默记，然后别取一史而阅之。如此有常，不数年诸史可以备记。苟阅一史未了，杂以他史，纷然交错于前，则皓首不能通一史矣。”

其四，读史要尊重史书记载，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写道：“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骤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可贬，听诸天下为公论焉可矣。”

其五，读史与读经，有何异同、谁先谁后呢？清代张潮《幽梦影》写道：“经传宜独坐读，史鉴宜与友共读……先读经，后读史，则论事不谬于圣贤；既读史，复读经，则观书不徒为章句。”

其六，读史不可玩物丧志，清代王夫之《俟解》写道：“读史亦博文之事，而程子斥谢上蔡为玩物丧志，所恶于丧志者，玩也。玩者，喜而弄之之谓。如《史记·项羽本纪》及窦婴灌夫传之类，淋漓痛快，读者恋恋不舍，则有代为悲喜，神飞魂荡而不自持。于斯时也，其素所志尚者，不知何往，此之谓丧志。以其志气横发，无益于身心也。岂独读史为然哉！”

谈读史方法，由此及彼，似可通论，但只有司马迁《史记》不同，其地位崇高，不可泛泛而论。更多先人，并未将其单纯当史书来读，如清代冯班《钝吟杂录》所言：“今人读《史记》，只是读太史公文集耳，不曾读史。”对此本文略举三例：一是唐代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谈道，书籍可以分为取道与参悟两类，柳氏将《史记》归于后者，称“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柳氏还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谈写作，再称“榖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二是宋代徐积，读《史记·货殖列传》，见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一句，于是悟到作文之法。三是清代黄本骥，在《读文笔得》中写道：“《项羽本纪》是史公极得意文字，班掾采入《汉书》，节去2683字。《史记》多字处有多字之妙，《汉书》少字处有少字之妙：多者逸，少者遒。”

中国数千年，帝王将相，素有喜好读史的传统。前文提到刘备、孙权及宋高宗即是。还有石勒故事，《晋书·石勒载记》有记，石勒不知书，却喜欢让别人给他诵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石勒惊呼失策，如此还能得天下吗？听到张良谏止，石勒才舒了一口气。梁元帝萧绎是一个异数，他读书极多且有高见，如在《金楼子》中说：“正史既见成败得失，此经国之所急。五经之外，应以正史为先。”但他本人却治国无方。遭到魏军围城时，“乃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足见其书之多。《南史》评价萧绎：“口诵《六经》，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学，有公旦之才，适足以益其骄矜，增其祸患，何补金陵之覆没，何救江陵之灭亡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