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平

看点

1942年4月，捷克反法西斯英雄伏契克被捕，他在看守人的帮助下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写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深入人心。而展现伏契克一生经历的《为欢乐而生》，因真诚而翔实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这部传记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动的伏契克，1958年出版当年，这部传记就被《世界文学》杂志所选载。61年后，回头审视这部传记，它依然值得认真欣赏。

2019年9月，我在金秋时节的布拉格，见到了《为欢乐而生》这部传记的作者——捷克著名作家、文学史家、艺术评论家格里加尔。1928年出生的格里加尔已91岁了，但颀长的身材依然挺直，耳聪目明，思维敏捷，笔耕不辍，每年都有新著推出，而且涉足领域非常宽广。

我们的交谈自然从《为欢乐而生》这部传记开始。伏契克是一位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轻革命者，即使身处监狱，最后还被处以绞刑，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意志和品格。在死刑判决书下达后，伏契克在给他妹妹的绝笔信中写道：“相信我，发生的一切丝毫没有夺去我的欢乐，欢乐活在我的心底，欢乐天天以贝多芬的曲调表现出来。人并不会因为被砍掉头颅而变得渺小。我热烈地希望在一切结束之后，你们想起我的时候不是心怀悲哀，而是满心欢乐，就像我一直欢乐地生活一样。”正是受到伏契克精神的感召，格里加尔才将他写的这部传记命名为《为欢乐而生》。

可是，我先前却不知道，格里加尔在撰写伏契克传记时，其实是“不欢乐”的。他告诉我说，他的写作并没有获得当局的支持，反而受到很大的干扰，当局要他将伏契克写成一个高大完美的人，不能写任何会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在他完稿后，又受到严格的审查，差点连印刷许可证都没拿到，当局让他删去他们认为不适宜的文字。但是，他大多拒绝了，因为他认为伏契克既是一个英雄，同时也是一个凡人，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正因真实饱满而感人。比如，伏契克在被追捕期间躲到了庞克拉茨区的巴克斯家，女主人的表妹丽达既年轻又漂亮，感情细腻丰富，梦想着当一名演员，而伏契克不仅研究戏剧，还有过舞台表演经验，所以，他们俩经常在一起谈论表演、朗诵诗歌，甚至排戏。丽达以一个19岁的姑娘所具有的全部热情，沉浸在孩子般的顽皮任性和青春幻想之中，还把这一切毫不掩饰地向伏契克表露出来，并渐渐自觉地仿效伏契克的榜样，开始帮助伏契克搞秘密工作。伏契克后来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写道：“丽达饱经风雨。她原来是用特殊钢材制成的人。”按照当局的审查意见，由于丽达的男友最后叛变了革命，因此不能涉及她，说有损伏契克的声誉，但格里加尔却坚持在书中写下了这个情节。另外，格里加尔撰写伏契克的传记，引起了伏契克夫人古斯塔的不快，她认为写伏契克的传记非她莫属，不希望有人捷足先登，因此，格里加尔在写作时倍感压力。事实上，格里加尔的《为欢乐而生》1958年便付梓出版，而古斯塔撰写的《回忆尤利乌斯·伏契克（纳粹占领时期）》直到1961年才在布拉格出版。

更加“不欢乐”的是书籍出版后，有一股否定伏契克的风潮一直在涌动，用格里加尔的话说：“对伏契克的尊崇被一场诽谤和最卑劣的谎言风暴所取代——伏契克不再是英雄，而是一个叛徒；不再是一个无畏的抵抗战士，而是一个懦夫；《绞刑架下的报告》并非其作品，而是他人伪造的。在我看来，这不啻是对伏契克的第二次行刑。”在这股风潮中，甚至有人指责格里加尔的《为欢乐而生》拔高甚至神化了伏契克。说到这里，格里加尔站起身来，去了自己的工作室。不一会儿，他捧着一摞本子进来，最上面的是一个大开本笔记本。他一边打开本子给我看，一边告诉我，这是他当年为写作《为欢乐而生》而做的采访笔录。他说，由于当时二战结束不久，当事人的记忆还很清晰，而且他在采访中非常注重事实的考据、对被采访对象的记忆进行互相印证，所以当事人的回忆是可以采信的。我看到那些本子都已泛黄，但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格里加尔当时对20多位曾与伏契克有关的当事人的采访。格里加尔捧着他的采访本，脸色凝重，凸显出他那花白的头发和眉毛。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在传记里所写的一切都有出处，而且我本来就反对对伏契克的神话式宣传，因此我没有在书中虚构或者杜撰关于伏契克的所谓“高大上”的故事。

我觉得格里加尔手里的这些采访本特别珍贵，那些被他用笔记录下来的众多当事人的记忆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的记忆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湮没，或者被随意篡改。这次，格里加尔特意写了一封《致我的〈为欢乐而生〉中国读者的信》，他期待中国读者能在当下更多地加深对伏契克的认识和理解。我很希望他写的真诚而翔实的伏契克的传记《为欢乐而生》还能再度在中国出版，希望这次的中文版能够从捷克文直译，而不是从俄文转译——因为转译，翻译者想当然地把他的国籍写成了苏联，而且出版社也没有给这位著名老作家应得的稿酬。如果这样，这便是一件“欢乐”的事了，而伏契克在他的遗嘱中，让人们“永远是欢乐的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