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妮娜

刁斗是一位创作很用力的作家，他的创作成果令人瞩目，我在高中订阅的报纸《作家文摘》上读到他时，万不敢想这个昔年印象中酷酷的大作家，有一天会成为我的同事。然而现在的我才明白一件事，不管写了多少，不管姿态上多么玩世，事实上，他是不惮于一直在写现实、写生活的作家，是一个村上春树那样日复一日地劳作、把写作职业化的作者。我是说，他有我们每天上班一样细水长流的耐心。尤其是，发现他出身先锋那一拨作家，他却并没有像他的同期好友马原出道时候那样醉心于形式便善罢甘休。我注意到，谈论刁斗的评论家们，往往从他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入手。如同吴义勤说：“总的说来，刁斗一直是一个对当下生活保持着高度敏感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散发着现实生活的体温，并敏锐地触及着当下的生存之痛和精神之痛。”这似乎把刁斗习惯的以现实为基准的写作方式直接定位为了“写现实”。现实与用力这两者相加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个我们通常所说的深深具备现实主义力量的作者，他不像贾平凹那样追求“立一块碑子”的写作，也没想过“一句顶一万句”。他对现实的这种用力与他小说中对于现实“生活”不那么用力的人物和故事形成了一种反差。某种程度上，他是快意的，另外一种程度上，他是回避的，他与现实时时相见却又不相亲。

我们应该意识到，写现实不见得写下的都是同一种现实，即便是，也可以使用不同的态度。现实感只是作家引导读者进入故事的一个策略时，现实是“被征用的”，从这个普通人都可以进入的入口 ，人们有可能到达哪里，这才是一个问题。他写情感和欲望化的现实，故意寻找着现实对于内在的摩擦和挤压，那痛、痒、尴尬。他写出来的既是现实，也是对现实的背离和逃逸，至少也是“溜号”。他的小说人物不是太多，似乎执意以“我”和“我哥”“我爸”等人为主，还动不动就把小说中偶尔过场的人物行为交给我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某人——譬如，给《我哥刁北年表》中“我”的侄女刁婵做翻译的朋友，叫霍长和，那就是我的同事中的前辈。还有，《发现》这一文集中的第一篇《小说》原野、孙慧芬都悉数登场。小说地点延伸也不太远，采用沈阳本地真实地名的时候极多，而即便虚构地点，也是反复使用，并且虚构地点与实际地点混搭，不了解的人根本看不出来：张集，就是依托实存的城市沈阳、隔着不远的距离、“搭建”于郊区的叙事场地。有段时间，他还专门为这个地点的存在写了两个短篇，一为《去张集》，一为《张集行》。《去张集》在虚实之间衍生出一场“不知所起”、又无由而终的情爱。这么说起来，刁斗就不仅仅是“深入”现实了，他既是“亲和”现实的，也试图“重组”现实，搞不好他就是在“调戏”现实，把对现实观察的那个点埋藏在嬉戏性的描写背后。

他的不合群某种程度上是现代性的书写所决定的：执意从一个坚固的自我出发，去瞄准现实，因此，对于现实，既不是趋上前去，也不是转身离开。用手中之笔瞄准现实，这样，进可以穿透其内部，退可以取其大概轮廓做一个故事的背景。瞄和射这两个动作就是刁斗的两种写作状态，于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切换给予了刁斗创作的自由和快乐。刁斗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他自己这座炮楼上唯一的战士，趴在一杆叫作写作的机关枪后边，偶尔荷枪实弹，更多是瞄而不发。我个人认为，瞄比发更有意思。瞄是不做定论的动态的过程，瞄是固执地收集这个观察点能看到的有限景观。不确定和有限性，是现代小说提供的观察现实与解析经验的方式，它们促使小说放弃认识世界客观性的硬性使命，还给写作者作为观察者的淡定和乐趣。刁斗对于现实的这种有弹性、有张弛的把握，在于他对自我内心的踞守。本雅明有个精彩的判断，叫作“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可以印证于刁斗的全部写作。他其实是有意识地在保持孤独，因为孤独就意味着距离，距离才能保证观察的有效性——用精神性的操作有效地处理现实，这是我们这些读者在一个不是文学的时代仍然期待文学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