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顺在《北京日报》撰文认为，所谓“合作式对话”， 是说进行跨文化之间的交流时，不是一定要分清彼此，争出个优劣对错，而是对公共性的问题，特别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采取一种合作式的探讨态度。“合作式对话”代表了冷战结束、人类走向全球化时代最需要把握的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思维方式。

有待超越的“比较式对话”，不是指比较研究，而是指对话交流中有以下几个特征和局限：其一，“比较式对话”往往立足于文化传统之间的“截然二分”。其二，“比较式对话”看重比较，也止步于比较。其三，“比较式对话”的最大局限性，就在于它是以既定的文本或门派体系为中心，而不是以“问题”为中心。

“合作式对话”针对上述三大缺陷，试图提出解决之道，首先立足于对某一公共“问题”的共同关注。其次，基于对文化多元性的承认和理解，保持对话者之间的独立平等。再次，在讨论问题时，“合作式对话”要求充分注意区分“实然”的状况与“应然”的导向。以“切实解决问题”为共同的价值目标和意向，去分辨不同价值判断的逻辑条件和现实意义，从而提供各得其所、最有说服力的“应然”指向。

认识到需要构建百花园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性觉醒，呼吁的是一种新时代的先进文明。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以阶级对抗和丛林法则为特征的时代，属于人类的“史前期”状态，而它的结束，意味着理想的人类文明的到来，才是真正人类历史的开端。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这个大尺度来观察，我们也许更能看清楚，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这个时代是一个新的成长期，是从“史前期”步入真正人类历史的过渡期的一个新阶段。这样也许就能理解，在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上，用“合作式对话”代替“比较式对话”，具有怎样的时代基础和历史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依赖于合作式的跨文化对话。这样的对话，着眼于人类整体面临的共同性、公共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主张全世界的人采取一种合作的态度，探讨如何防止共同毁灭，寻求“和而不同，合作共赢”，使人类永续繁荣。

要走向“合作式对话”，就要真正地理解和尊重多元化的主体现实。要超越两极对立的旧式思维，就要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现实社会共同体中的一个层次、一种形态。所谓“共同体”的存在，在于把人连接在一起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