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农

刘禹锡（字梦得，772—842年）是唐代极富个性的诗人之一，其人其诗都大有可以称道之处。

早年刘禹锡曾经抱着很高的政治热情加入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805年）革新集团，出任屯田员外郎，协助分管经济。可惜这一革新很快就失败了，他被赶出朝廷，出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十年以后（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被召回首都，似将另有任用，其间他写了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云：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首都以官员为主的上层社会还是像过去那么热闹，有点时新的东西立即成为热点，大家忙于奔走相告；而诗人只对这玄都观里繁盛的桃花冷冷地说了一句“尽是刘郎去后栽”。“无人不道”一句言外似有调侃无事忙的新贵之意，含蓄得妙。诗中自称为“郎”却很新鲜，诗人此时已经44岁，按当时的惯例来说，已经不年轻了。

逐出首都十年，好不容易才被召回，如果换一个精致的个人主义者，写起这种题目的诗来，有可能充满了感伤，更可能插进对于未来的愿景，而刘禹锡却未失其嘲讽的锋芒，仍多青年时代的朝气和豪情。讲究明哲保身之类官场智慧的人，绝不会写这种说什么“刘郎去后”如何如何的诗，这样容易得罪人，很不利于争取锦绣前程。

另据《旧唐书》本传载，这次朝廷把他召回来，原有将他安排在中枢、“置之郎署”的考虑，获知他的《戏赠看花诸君子》诗语涉讥讽，便很不高兴，遂复出为播州刺史。

刘禹锡未必不懂官场的规则和潜规则，但只要心里有话，诗还是要写的，不顾什么忌讳，即使预后不良也在所不计。于是他再一次倒霉，这正是所谓性格就是命运。

此后刘禹锡一直在外地任职，换过好几个职务，不是在偏僻的地方，就是干无聊的闲差。

敬宗宝历二年（826年），苏州刺史白居易因健康原因免职，取道扬州回洛阳去，时为和州刺史的刘禹锡也被召回京，两位诗人在扬州相会。他们非常高兴，一道登临游览，一道喝酒，写了不少诗。白居易有《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七律一首，诗云：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诗的主题是为刘禹锡鸣不平，白居易说，刘使君（对刺史的尊称）诗才是国内第一流的，而运气却太差了，被贬谪了20多年，眼看别人在朝任职都很得意，而他自己却一直非常寂寞。才华一多就会倒霉，可惜他倒霉的时间也太长了！

对于白居易的劝慰，刘禹锡也作了一首七律奉答，题曰《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有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到这时候刘禹锡已经55岁，而一生中倒有20多年被贬谪，一向运交华盖；但诗人认为这些都没有什么，世界不可能让自己完全满意。有人比自己活得好是正常的，让他们活得更好些吧。如果自己像一艘沉船，江湖上仍然会有千帆竞发从自己身旁急驰驶过；如果自己像一株病树，大地上仍然会有万木欣欣向荣，春意盎然。这些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牢骚可发。咱们还是喝酒唱歌吧。大诗人刘禹锡的胸襟气度有如此者，他把世界看透了。

白居易同刘禹锡同龄，诗名更大，而其实境界略低，说别人官场得意而足下相当寂寞，这种表示同情对方的话其实也是一种牢骚。语云“元（稹）轻白（居易）俗”，白居易其人确实有些俗气，对于地位高低金钱多少一向比较喜欢计较，曾屡见于其诗。

刘禹锡则旷达高雅多了。“沉舟”一联，千古传诵不衰，常常被人引用，尽管有人是站在“千帆”“万木”的立场上来引用此诗，大有嘲笑“沉舟”“病树”之意，这当然也未尝不可，用诗可以断章取义，只不过这时候我们心里要明白这是灵活运用，与所引之诗的原意是两回事。钱钟书有句云：“病马漫劳追十驾，沉舟犹恐触千帆”（《答叔子》），则按刘诗的原意来说话，不过他更进了一步，不仅心甘情愿地当“沉舟”，而且唯恐碍了“千帆”前进的路。他也是很想得开的高人。

白居易的诗往往过于直白，较少余味，所以他特别佩服刘禹锡，称颂“沉舟”一联为神妙之笔，说过不止一次。白居易的自知之明，陈寅恪先生在《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一文中有过深刻的分析。回顾这两位大诗人在扬州的赠答，对此也能增加不少领悟。

大和二年（828年）刘禹锡终于得以重新回到首都，任主客郎中，这时他已经57岁了。虽已年近花甲，他的豪情仍在，又重拾旧绪，作《再游玄都观》诗云：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一度很火的玄都观现已面目全非，而自己并无变化，仍存年轻人的锐气，并且不改其调侃的口吻。按当年的标准，刘禹锡实应自称“老夫”，就是用今天的惯例看去，到这把年纪也可以退居二线，总之不是什么“郎”了。诗人自称“前度刘郎”，除了呼应十多年前的那首诗以外，大约也表明，他一直未能忘怀青年时代从事政治革新的那一段经历。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段最为辉煌难以忘却的时光。

诗前小序写道：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改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

这里明确地将前后两首诗与自己的从政经历联系起来：早年自己在首都当官从事政治革新的时候，玄都观里并没有什么桃花；后来自己被贬到外地去，这里就有了桃花而且游人如织；及至自己重新回到首都任职，玄都观却已经荒废了。玄都观里的桃花简直带有某种符号或象征的意味，不单是一段自然景观了。

桃花的兴衰来得快去得也快，倔强的诗人自己倒是经得起折腾，很有点韧性的，诗中流露出一股浓浓的沧桑感、自慰感和自豪感。“以俟后游”一句颇有余味，诗人对未来的变化已有精神准备。据《旧唐书》本传载，刘禹锡的这首《再游玄都观》及其诗序，又一次对他此后的仕途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刘禹锡对于升官与否不甚关注，更不是那种有点好事就沾沾自喜的庸常之辈，而他高妙的诗情正是从这种高贵的精神境界中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