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农
刘禹锡(字梦得,772—842年)是唐代极富个性的诗人之一,其人其诗都大有可以称道之处。
早年刘禹锡曾经抱着很高的政治热情加入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805年)革新集团,出任屯田员外郎,协助分管经济。可惜这一革新很快就失败了,他被赶出朝廷,出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十年以后(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被召回首都,似将另有任用,其间他写了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云: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首都以官员为主的上层社会还是像过去那么热闹,有点时新的东西立即成为热点,大家忙于奔走相告;而诗人只对这玄都观里繁盛的桃花冷冷地说了一句“尽是刘郎去后栽”。“无人不道”一句言外似有调侃无事忙的新贵之意,含蓄得妙。诗中自称为“郎”却很新鲜,诗人此时已经44岁,按当时的惯例来说,已经不年轻了。
逐出首都十年,好不容易才被召回,如果换一个精致的个人主义者,写起这种题目的诗来,有可能充满了感伤,更可能插进对于未来的愿景,而刘禹锡却未失其嘲讽的锋芒,仍多青年时代的朝气和豪情。讲究明哲保身之类官场智慧的人,绝不会写这种说什么“刘郎去后”如何如何的诗,这样容易得罪人,很不利于争取锦绣前程。
另据《旧唐书》本传载,这次朝廷把他召回来,原有将他安排在中枢、“置之郎署”的考虑,获知他的《戏赠看花诸君子》诗语涉讥讽,便很不高兴,遂复出为播州刺史。
刘禹锡未必不懂官场的规则和潜规则,但只要心里有话,诗还是要写的,不顾什么忌讳,即使预后不良也在所不计。于是他再一次倒霉,这正是所谓性格就是命运。
此后刘禹锡一直在外地任职,换过好几个职务,不是在偏僻的地方,就是干无聊的闲差。
敬宗宝历二年(826年),苏州刺史白居易因健康原因免职,取道扬州回洛阳去,时为和州刺史的刘禹锡也被召回京,两位诗人在扬州相会。他们非常高兴,一道登临游览,一道喝酒,写了不少诗。白居易有《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七律一首,诗云: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诗的主题是为刘禹锡鸣不平,白居易说,刘使君(对刺史的尊称)诗才是国内第一流的,而运气却太差了,被贬谪了20多年,眼看别人在朝任职都很得意,而他自己却一直非常寂寞。才华一多就会倒霉,可惜他倒霉的时间也太长了!
对于白居易的劝慰,刘禹锡也作了一首七律奉答,题曰《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有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到这时候刘禹锡已经55岁,而一生中倒有20多年被贬谪,一向运交华盖;但诗人认为这些都没有什么,世界不可能让自己完全满意。有人比自己活得好是正常的,让他们活得更好些吧。如果自己像一艘沉船,江湖上仍然会有千帆竞发从自己身旁急驰驶过;如果自己像一株病树,大地上仍然会有万木欣欣向荣,春意盎然。这些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牢骚可发。咱们还是喝酒唱歌吧。大诗人刘禹锡的胸襟气度有如此者,他把世界看透了。
白居易同刘禹锡同龄,诗名更大,而其实境界略低,说别人官场得意而足下相当寂寞,这种表示同情对方的话其实也是一种牢骚。语云“元(稹)轻白(居易)俗”,白居易其人确实有些俗气,对于地位高低金钱多少一向比较喜欢计较,曾屡见于其诗。
刘禹锡则旷达高雅多了。“沉舟”一联,千古传诵不衰,常常被人引用,尽管有人是站在“千帆”“万木”的立场上来引用此诗,大有嘲笑“沉舟”“病树”之意,这当然也未尝不可,用诗可以断章取义,只不过这时候我们心里要明白这是灵活运用,与所引之诗的原意是两回事。钱钟书有句云:“病马漫劳追十驾,沉舟犹恐触千帆”(《答叔子》),则按刘诗的原意来说话,不过他更进了一步,不仅心甘情愿地当“沉舟”,而且唯恐碍了“千帆”前进的路。他也是很想得开的高人。
白居易的诗往往过于直白,较少余味,所以他特别佩服刘禹锡,称颂“沉舟”一联为神妙之笔,说过不止一次。白居易的自知之明,陈寅恪先生在《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一文中有过深刻的分析。回顾这两位大诗人在扬州的赠答,对此也能增加不少领悟。
大和二年(828年)刘禹锡终于得以重新回到首都,任主客郎中,这时他已经57岁了。虽已年近花甲,他的豪情仍在,又重拾旧绪,作《再游玄都观》诗云: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一度很火的玄都观现已面目全非,而自己并无变化,仍存年轻人的锐气,并且不改其调侃的口吻。按当年的标准,刘禹锡实应自称“老夫”,就是用今天的惯例看去,到这把年纪也可以退居二线,总之不是什么“郎”了。诗人自称“前度刘郎”,除了呼应十多年前的那首诗以外,大约也表明,他一直未能忘怀青年时代从事政治革新的那一段经历。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段最为辉煌难以忘却的时光。
诗前小序写道: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改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
这里明确地将前后两首诗与自己的从政经历联系起来:早年自己在首都当官从事政治革新的时候,玄都观里并没有什么桃花;后来自己被贬到外地去,这里就有了桃花而且游人如织;及至自己重新回到首都任职,玄都观却已经荒废了。玄都观里的桃花简直带有某种符号或象征的意味,不单是一段自然景观了。
桃花的兴衰来得快去得也快,倔强的诗人自己倒是经得起折腾,很有点韧性的,诗中流露出一股浓浓的沧桑感、自慰感和自豪感。“以俟后游”一句颇有余味,诗人对未来的变化已有精神准备。据《旧唐书》本传载,刘禹锡的这首《再游玄都观》及其诗序,又一次对他此后的仕途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刘禹锡对于升官与否不甚关注,更不是那种有点好事就沾沾自喜的庸常之辈,而他高妙的诗情正是从这种高贵的精神境界中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