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燕

《江岸送别》是高居翰所撰一套五册的中国晚期绘画史中的第二册。高居翰被誉为“最了解17世纪中国绘画的美国人”。这得益于他奇特的经历和个人禀赋。二战时他作为美国士兵驻军日本时，接触到了东方艺术并喜爱上了中国艺术。战后他即以东方语言与艺术史作为他本科以及研究生的攻读方向，并先后师从罗樾、喜龙仁和岛田修二郎。罗樾是美国第一位将汉学和中国艺术史研究结合起来的人。罗樾师承德国人巴赫霍夫，巴赫霍夫撰有《简明中国美术史》。巴氏师承20世纪西方三大美术史家之一的沃尔夫林，并把沃尔夫林倡导的风格分析法运用于中国美术史研究。在二战之前，美术史研究是德语国家执牛耳，有“美术史的母语是德语”之说。二战改变了这个格局，美术史研究的重镇从德语国家转移到了美国。而其中罗樾和高居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高居翰，他的学术生涯轨迹和20世纪中后期中国艺术史研究在美国学科化的发展方向重合，甚至可以说是引领着后者。鉴于高居翰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与影响力，1995年，全美艺术学院协会授予他艺术史教学终身成就奖。2007年，该协会授予他艺术写作终身成就奖。

治艺术史必须从作品出发。高居翰集收藏鉴赏与博物馆学家和图像档案专家于一身，致力于建立一个综合性的中国画图像档案库。他担任过弗利尔美术馆的中国部主任，经眼过馆藏的大量中国艺术品。他自己有着可观的关于中日的书画收藏，他又经常和定居于纽约的收藏家和鉴赏家王己迁互相切磋和交流。所以他熟稔中国的绘画图像，熟谙中国美术史图像与风格的变化，几乎将历代大小作家的作品了然于胸。他在中国艺术品方面的读画经验不仅在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学者中是佼佼者，就连中国国内的艺术史学者也难以望其项背。有一个小故事可以看出高居翰对中国绘画的洞察力。他在日本曾购得一幅山水画，由于破损，题字和印章都漫漶不清。高居翰经过谨慎细致的风格比较辨析之后，认为这幅画出自谢时臣之手。另一位生活在东京的中国鉴赏家经过对题字和印章的费力辨认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当高居翰把这幅画拿给王己迁看，王展卷后也断为是谢时臣的作品。

高居翰始终坚持“中国绘画史研究必须以视觉方法为中心。”在《江岸送别》的简体版序言中，他强调了这一原则，并指出：“想成为一个诗歌研究专家，就必须阅读和分析大量的诗歌作品；想成为一个音乐学家，就必须聆听和分析大量的音乐作品。如果有人认为，不需要全身心沉浸在大量中国绘画作品，并对其中一些作品投入特别的关注，就可以成为一名真正能对中国画研究有所贡献的学者，那么我认为这实在是一种妄想。”但他也并不排斥其他基于文本的研究方法，事实上，在撰写《江岸送别》时，他也注意到了以地方派别来归类艺术家的重要性，职业画家与业余画家分野的复杂性，以及在明代画家的社会地位与其画作题材和风格之间的一些明确的相关性。

也有人诟病高居翰对中国绘画的研究，认为风格史研究方法是源于西方的，不适用于中国古代的绘画研究，认为中国绘画有其固有的内在逻辑。但不管怎样，高居翰对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开辟了另一种维度，是值得中国学者学习和借鉴的，对只基于文本只着眼于文献考辨所做的大而无当的审美分析有着纠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