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恩波

文学的风情画卷一旦与历史时代的主题相连接契合，就会爆发出空前的审美张力。老舍写于抗战时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以其厚重、深沉、敏锐犀利的生命体验和表现视角，成为一代代人为之着迷的经典。将这样一部人物众多、社会阶层复杂纷繁、线索和脉络异常错落的大容量的史诗般的作品搬上话剧舞台，确实是难中之难。编剧和导演田沁鑫将话剧舞台当成了艺术探索的试验场，把这部充满忧患色彩、悲剧格调的经典，做了另一重时空和意味上的多角度、多方位的冶炼，终于变成了话剧艺术的瑰宝，其中的大胆融汇和创造确实值得刮目相看。

沈阳盛京大剧院日前上演的话剧《四世同堂》，让笔者走进了一幅刻骨铭心淬炼而成的老北京世俗风情画卷。

全剧以串场的说书人联结，三段、三个声部，组成了交响乐式的宏大乐章。那是文学的连缀方式，说书人用他那凝练活泼、生动聚焦的口吻，为观众勾勒点染了剧情的基调、线索和脉络，这是用舞台造型形式走进老舍洋洋洒洒历史和时代长卷的最便捷通道。

话剧《四世同堂》应该说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有意味的形式”。它将文学的“小羊圈胡同”里发生的事，变成了祁家、冠家和钱家在舞台上你来我往综合呈现的众生相。

老舍的风俗画卷聚焦了抗日战争中市井人生形形色色人们的挣扎、出卖、坚守、决绝的反抗，还有见风使舵的变节与投降。它的容量包含了世道人心的起落浮沉的种种状态，更是囊括了生生死死间透视出的人间悲喜剧的参差错落的实相。与之相对应，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艺术家们以自己精彩至极的还原式演出，再现了老舍笔下的世态风情和人性变故的林林总总。

从人物塑造和呈现角度而言，话剧《四世同堂》抓住了不同人物在历史时代洪流中的不同造型和迥异落差的生命态度，为我们带来了一幅幅如同浮世绘般的众生态肖像画。

剧中的钱先生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见证，在他身上体现了国人面对外侮不屈不挠抗争的气节和精神。钱先生的形象高大、清癯、凛然，像一棵遒劲挺拔的松，伫立在一种义薄云天的气场里，其谈吐又充满了掷地有声的果决与凌厉，而他骨子里又分明负荷着诗书礼仪之中熏陶出来的儒雅劲头。

祁家长孙祁瑞宣属于忍辱负重、挣扎于国仇家恨、忠孝难以两全的典型代表。他有难得的正义感，也渴望着出去抗争，投入抵抗日本侵略的行列，但是一个大家庭老老小小的生计负担却拖住了他的后腿，于是他只得徘徊在居家过日子的小天地里，用父慈子孝承受着对下一代的关爱、对上一代的赡养。他的妻子韵梅，是老舍笔下的善解人意、耐心承担家庭责任和义务的最美好的女人形象之一。话剧里的韵梅形象依然质朴耐劳、落落大方、可圈可点。

负面人物在舞台造型上无疑也是很出彩的，起码可与正面人物形成平分秋色的格局和气象。这是老舍的写作要领，也是话剧舞台人物呈现的必由之路。淋漓尽致地耍活宝，是大赤包、冠晓荷还有冠招弟一类角色的灵魂写真和生命透视。话剧舞台上的大赤包，显示了表演者对角色心理、行动和台词的深层次理解和把握，那一招一式、一静一动、一嗔一怒，也都引发了观众会心的微笑和由衷的掌声。

相比之下，我觉得祁老太爷和祁天佑的性格特征，可能是该剧编导没有倾注更多笔墨予以重点关注的缘故，好像少了一点穿针引线的细致功底。群像戏嘛，用的戏码自然有轻有重、有缓有急。祁天佑，一个顺民形象，却被日本人指斥为奸商，他承受不了，就投河自尽了。如果再稍微浓墨重彩一些，我想这个人物会更加精彩传神。

话剧《四世同堂》的舞台呈现，从整体上完成了将一部经典小说戏剧化的探索过程。显示了一个成熟导演的理念追求和艺术实践的大胆、勇气及其自信。

应该说，田沁鑫的“新现实主义”戏剧观确定了她的作品充满了生命的质感和时代历史的栩栩如生的画卷般的精神写照。其实，从《生死场》到《四世同堂》，田沁鑫的追求就是走向历史人生的纵深区域，在深水区捕捞心灵颤动的光影声色，而给人性赋予本真的成色和动人心魄的表现力。如果套用“残酷戏剧”这个习惯性的叫法，那么我们会说田沁鑫的不少极具爆破力的舞台呈现真的是够残酷，也够戏剧的了。

《四世同堂》的布景呈现一体化的混融状态，推拉装置将人物和街巷房屋等设施很巧妙地“结构化”起来，演出过程中，人与物彼此互动协同，显示了戏剧崭新的富于立体展现的动态流程。

在声效设计上，导演保留了老北京的鸽哨，胡同里三教九流的市井气息，吆喝声、风声、脚步声，等等，那是生命力的质感表达。而拉车人围绕着舞台转圈走场的数次出现，尤其是临近尾声用写意化手法展现日军杀人的场面，只是以洋车夫的造型和声音来聚焦，可谓异常传神的艺术化表现。

田沁鑫的戏注意刻画肢体语言的表意深度，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具备造型之朴实感和力量感，在《生死场》中是这样，在《四世同堂》里亦是这样。

总体来说，话剧《四世同堂》高度浓缩了原作的人文历史内涵，突出了舞台造型的艺术美感，唤起了观众对老北京昨天风情的回味和记忆，这是一部很有含金量的平民史诗型作品。

（作者系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