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 竞

核心提示

曲艺作为历史悠久的说唱艺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曲艺源远流长，辽宁曲艺是其重要分支。写中国曲艺史的专家感叹曲艺“可溯之史长，可证之史短”，感叹辽宁作为曲艺大省应该有一部曲艺史。但修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查找汗牛充栋的资料，要寻找走访了解历史的老艺人，谈何容易？可是耿瑛和穆凯两位作者，却经过4年多的艰苦努力做到了。他们对从明末清初到2016年的辽宁曲艺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完成了这项艰难的工作。近日，《辽宁曲艺史》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填补了辽宁曲艺没有史论的空白，成为辽宁地域文化研究的补缺之作。

从辽宁和东北地域文化的成因入手，探寻生长在黑土地上的曲艺之生存状态，阐释辽宁曲艺和不同曲种的生成与发展,基本厘清了辽宁曲艺的历史沿革

作为有着丰厚文化历史底蕴的曲艺大省，怎样写好辽宁的曲艺史是一个并不简单的课题，但却是一次有价值的尝试。

曲艺是中国各民族说唱表演艺术的总称，历史悠久，影响广泛，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对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是因为曲艺大多生于民间或市井，少登大雅之堂，这给编写曲艺史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辽宁虽然是曲艺大省之一，但是可查的史料很少。《辽宁曲艺史》的两位作者克服重重困难，从辽宁和东北地域文化的成因入手，探寻了生长在黑土地上的曲艺之生存状态，阐释了辽宁曲艺和不同曲种的生成与发展，基本厘清了包含在东北大文化中的辽宁曲艺的历史沿革，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本土少数民族说唱艺术与中原移民带来的文化相互影响融汇而生成的辽宁曲艺的基本状态，具备史料的学术价值。

《辽宁曲艺史》用“古代曲艺探寻”“清代的辽宁曲艺”“民国时期的辽宁曲艺”“新中国的辽宁曲艺”“辽宁曲坛大事记”等章节对辽宁的曲艺史进行了梳理。比如，在“清代的辽宁曲艺”部分用清代的曲种、“江湖行”与曲艺艺人、清代曲坛名家、从走乡串户到茶馆献艺、民间书坊与曲艺唱本五个小节进行阐述。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崔凯说，符合艺术规律的艺术史书才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辽宁曲艺史》在记述辽宁主要曲种的发生发展、不同时期出现的代表性人物、主要的曲艺社团和重大活动等方面都准确，对于有些无从考证和存在争议的问题，编纂者采取了客观描述的手法，将各家之见一一列出。对长期流传在辽宁地区的主要曲种如二人转、东北大鼓等，编纂者采用了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可的观点进行了艺术定位。

《辽宁曲艺史》援引的史料基本上有出处并保存了原貌，这样有利于真实再现辽宁曲艺在不同历史时期真实的生存状态

从古至今，修史都是一项文化工程。所谓工程，大多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辽宁曲艺史》的编纂，则是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耿瑛和沈阳曲艺团副团长、相声演员穆凯两个人的工作成果。在没有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完成了这本史书的撰写工作。

在曲艺界，人们称耿瑛为“辽沈曲艺活词典”。他为研究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曲艺特性和生存状态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从事曲艺书籍编辑工作50余年。他曾编辑《辽宁传统曲艺选》《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选》《岳飞传》《杨家将》《中国曲艺史》等图书，约600种，为20多部评书和曲艺集撰写序言。他曾参加《中国曲艺通史》的编纂工作，此次在耄耋之年还勇敢地挑起撰写《辽宁曲艺史》的重担，实在是责任和使命感使然，也是为辽宁曲坛作出的又一次贡献。

可惜，耿瑛于2018年8月去世了，耿瑛的女儿说：“书出版了，爸爸却永远看不到了！”

谈起与耿瑛的合作，穆凯说，耿老有个观点，他认为曲艺包含大鼓、二人转、相声、评书……特别庞杂，所以曲艺研究者不能只研究一个单一曲种，要把姊妹艺术融会贯通。也正是如此，在耿瑛邀请他编书时，他欣然应允，两个人在耿瑛《沈阳曲杂木皮史》的底稿基础上，把曲艺、杂技、木偶戏、皮影中的曲艺部分内容进一步充实，成就了最终的《辽宁曲艺史》。

写一部艺术史不可脱离必要的依据凭想当然说话，更不能站在今天的角度揣摩想象，用事实说话，用资料证明是必不可少的。

谈到编纂《辽宁曲艺史》的难度，穆凯告诉记者，最难的是对史料真实性的甄别，以及收集查找更多资料。整部书从明末清初写起，时间跨度大，人物、事件、发生的时间，很多地方都需要核实。既然是曲艺史，都应该力求准确。

崔凯说，《辽宁曲艺史》援引的史料基本上有出处并保存了原貌，这样有利于真实再现辽宁曲艺在不同历史时期真实的生存状态。

《辽宁曲艺史》对曲艺工作者和广大曲艺爱好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书籍，对于研究辽宁乃至东北文化的专家学者更具有史料参考价值

《辽宁曲艺史》一书收录了100多幅图片，这些图片均来自穆凯20多年的收集积累。这些历史老照片有的是老艺人的馈赠，有的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各种渠道收集而来的照片运用给人更真实客观的阅读感受。

从全国来看，《辽宁曲艺史》是继《山东曲艺史》《河南曲艺史》后的第三部地方曲艺史，在全国曲艺史学界占有重要一席。

记者在《辽宁曲艺史》一书“相声曲目”部分读到有关辽宁相声源头的论述，书中这样写道：“相声有传统曲目600多段，东北相声艺人常演出者百余段。相声表演形式有单口相声、对口相声和群口相声（也称群活）三种……北京艺人冯昆治、冯振声父子一家十余口来到东北，在辽宁收下众多门徒……沈阳的朱凤山也说单口相声，营口的相声艺人崇寿峰也说单口相声……”书中对对口相声和群口相声产生发展也有详细的记录。

崔凯认为，《辽宁曲艺史》不仅仅是一部专业类史料书籍，也是对研究辽海文化方面的补缺之作。他说，因为民间说唱艺术比其他艺术形式出现得要早，所以一般情况下某一地域的民间说唱都会成为当地其他艺术的母体，辽宁也不例外。他查阅《辽海丛书》，其中有一些关于文学艺术的条目，可是涉及说唱艺术的内容却十分鲜见。其实，无论是历史较远的拓跋鲜卑，还是后来的女真、契丹等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说唱艺术形式，而且都是辽海文化重要的、不该被忽略的组成部分。

《辽宁曲艺史》一书的责任编辑姚宏越说：《辽宁曲艺史》是我的老师耿瑛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老师对东北二人转、东北大鼓、评书、相声、子弟书等曲艺门类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出版过很多学术专著，但是这部《辽宁曲艺史》是他倾注心血最多的作品，因为这是第一部全面梳理辽宁曲艺发展的学术著作，既有填补空白之功，又保证了学术价值。辽宁是曲艺大省之一，史料庞杂，曲种众多，名家辈出，曲种和曲艺家的比重如何拿捏需要慎而又慎，同时，也是因为上述的原因，辽宁曲艺涉及历史事件、人物极多，为这部书的出版，两位作者完稿后，又对全部的人名、史实进行了核实、查验，以保证作品的学术严谨性，这一工作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