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兆惠

最近在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看到同一篇写电影往事的文章，它写的是吴天明扶持张艺谋、陈凯歌、芦苇等人创造电影辉煌的故事和他们的后来归宿。文中所叙之事并不新鲜，我曾在别的文章中看过，这次重新接触却别有感慨。感慨来自于文中的前后对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吴天明在百废待兴中，大胆扶持年轻一代，使他们拍出《霸王别姬》《红高粱》等名片。他自己也是一名好导演，执导过《人生》《老井》。新世纪，张艺谋和陈凯歌跟随中国电影进入大片时代，拍《英雄》，拍《无极》，钱赚了，但他们的电影失去了灵性和品格，粉丝失望，吴天明更是接受不了。而吴天明最后的影片《百鸟朝凤》，于2016年5月6日公映，首日票房只有28万元，首周票房只有154万元，于是有了制片人跪求院线增加排片的公共事件。这时，吴天明已经离世两年。

我经历了上世纪最后20年的观影兴奋，在影院不时为中国第五代和第六代电影人的情怀所感动。记得当年曾反复看《红高粱》，最后一次专看九儿出嫁时余占鳌带领轿夫颠轿的那场戏，完事就走。我喜欢这场戏中那种癫狂的释放感。因为有了情怀，第五代电影人才能颠覆传统的电影叙事，用视听震撼世界；因为有了情怀，第六代电影人才有自己的文化姿态。吴天明与第五代电影人的故事再次打动我，原因也在于他们的电影情怀。遗憾的是，《百鸟朝凤》的公映经历，证实了有情怀的电影只有小众呼应。小众电影在市场环境中，处境尴尬。

我看电影还真不是为了娱乐，虽然电影被看作大众娱乐样式，但电影在我心中依然神圣。所以作为观众，我只能属于小众，小众把电影视为神圣的艺术，在今天显得不合时宜。走进影院看看，五光十色的银幕，演的不是你想看的电影；翻开言说电影的杂志，研究者们大多在谈论电影产业。电影世界每天都在扩张，而“小众”观众和小众电影日益边缘。“小众”观众在城市中难以找到想看的电影，他们的观影需求与电影娱乐狂潮格格不入。

我甘为小众，只看小众电影。甘于孤独，甘于没有那颗大众的心，甘于做一个落后于潮流的人，是我的选择。这不仅仅是在自己的内心为喜欢的电影留一个位置的问题，这种选择的真正意义是让自己处于一种内在觉醒的状态：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文化环境里，清楚自己可能被同化的处境，决不躺在大众认同的温床上。因此，我选择电影的标准，首先它必须具有精神品质，要能引发生命体验和内心思考。在影片中体悟生命，寻找生命的异质性，看电影如沐甘霖，是“小众”观众观影的根本诉求，这与当今电影市场消费主体的大众口味截然不同。

我不悲观，总有人会拍小众电影，因为在电影创作者中，始终有追寻生命异质性的人。即使暂时没有人拍小众电影，那也没有关系，在电影历史中，有那么多伟大的电影人创作出了数不清的好电影，我们可以看费里尼、安东尼奥尼，还可以看伯格曼、阿巴斯，许许多多。大师的电影永远不老，永远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