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谭　怡　史冬柏

编者的话

话语体系植根于实践，承载着特定的思想价值观念，是理论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是理论宣传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70年，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中国道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路。对于这一举世瞩目的具体实践，到目前为止，理论确认和话语支撑仍显不足，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自觉地推进中国道路的话语建构。围绕相关问题，记者近日专访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孙代尧。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破解实践与话语的矛盾

辽宁日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望这段辉煌历程，可以得出怎样的经验启示？

孙代尧：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历史，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开辟中国道路，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什么能够不断取得成功，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人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经，这是第一步；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中国道路，这是第二步。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步，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建构中国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形成了这样几个标识性话语概念，分别为193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8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辽宁日报：您认为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话语格外重要。既然已经有马克思主义，为何还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背后是怎样的逻辑？

孙代尧：我们党在成立之初有一个很大的不足，那就是缺乏理论准备。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局限的，主要是俄式马克思主义。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凭借其强势地位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占性解释和垄断性知识生产，并通过一套权力运作和规训机制的知识传输，使各国共产党形成理论认同，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领导权。

在实践中，中国革命道路（依靠农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与俄式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依靠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起义）之间发生矛盾，被教条主义者认为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受此影响，中国革命反复遭受挫折。道路与（理论）话语之间的矛盾，就自然而然地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提了出来。193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际上是对俄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性解释（话语垄断）进行解构，从而自觉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

新中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一直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其实，这一模式本来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定发展模式，但当时却被等同于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即社会主义只有这一种模式，任何改革都被看作是离经叛道。因此，邓小平同志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立刻就遇到姓“资”姓“社”的抽象意识形态之争，反映出的仍然是道路与（理论）话语之间的矛盾，这就自然而然地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了出来。198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一方面强调中国特色，不是照抄照搬别国模式。经由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解构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

90多年的历史表明，不管是开辟革命道路还是开辟改革道路，都必须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从而破除实践与（理论）话语之间的矛盾，确立走中国道路的正当性，顺利地推进各项事业发展。

在回应21世纪新问题新挑战过程中彰显生命力

辽宁日报：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个转化过程如何实现？

孙代尧：简单地概括，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就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有历史的实际（历史的国情，五千年文明），也有当下的实际（当前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未来的实际（目标与使命）；时代化，就是与时代同前进，回应时代问题；大众化，不能仅仅理解为形式上的“喜闻乐见”“通俗易懂”，比如用各种载体和手段进行大众传播，这只是大众化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是与人民共命运，回应人民期待。在这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辽宁日报：发展到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回答和解决哪些主要问题？

孙代尧：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回答21世纪产生的新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也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已有理论积累。21世纪正在或将要出现新问题新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如何回答、解释乃至解决？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究竟有没有生命力。

要解决21世纪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问题。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任务已经完成；另一个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个任务还在进行中。21世纪，中国共产党面临新使命新任务，同样有两个，一个是原来没有完成的，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另一个是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也就是说，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有两大新使命，一个是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民族复兴；一个是解决世界问题，为世界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国智慧的理解，不要囿于中华传统智慧，比如儒家、道家等智慧，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供的智慧，比如中国道路、中国制度。

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甚至更复杂、更难解决。实质上，就是要解决中国由大国成为强国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问题，解决发展水平“升级”的问题，具体包括：生产力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生产关系升级，更加注重共享；国家权力运作方式升级，从国家主导到国家治理；社会发展水平升级，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到更加平衡充分发展，等等。

要解决面临的风险、矛盾、陷阱问题。具体讲，就是要克服整体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的风险，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执政党面临的风险，外部风险（西方国家的围堵和打压），解决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民众需求（广泛）与社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铁（硬）与打铁的主体（不够硬）之间的矛盾，中国实际贡献与国际地位不相称的矛盾，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西方民主话语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

通过自觉的话语建构增强道路自信和战略定力

辽宁日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您怎么看这一思想的特点？

孙代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从马克思主义话语建构的角度看，最鲜明或最根本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更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属性，即社会主义本质，如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共富（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等，另一个是更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

辽宁日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但是，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需要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怎样的回答？

孙代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建构，在以下主要方面作出了有力的回答，使全党增强了道路自信和战略定力。

把中国道路的实践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对中国道路进行自觉的知识论建构。比如，讲道路自信，以前往往只讲或重点讲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这远远不够。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改革开放4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0多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500年、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大历史视野中加以审视和阐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只讲改革开放40多年的“正史”，也要讲好“史前史”，从历史话语角度建构中国道路的话语，而历史的话语权是最重要的话语权之一。这是一种自觉的知识论建构，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厚重的历史和文化意涵。实际上，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理论建构最鲜明的特点。

解构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霸权，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带来的不仅是国际格局力量构成的变化，而且是思想维度的开拓。我们不仅要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而且要主动建构新的话语论述。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

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新发展理念新在哪里？孤立地看每一个也许并不新，但放在一起，实际上是对发展理论的新发展，提供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世界上很多国家之所以跨越不了这一陷阱，主要在于其发展观只强调一个方面，即经济增长。我们强调的是全面发展，避免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低度发展”问题，同时破解了“依附发展”（完全依附于发达国家）与“脱钩发展”（关起门来搞建设，封闭或半封闭）的二元困境。中国既不“依附”也不“脱钩”，既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化，同时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保持发展的独立自主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发展理论，超越西方的发展模式及其理论逻辑，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甚至对整个世界都将产生巨大感召力，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振兴将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中国道路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必将对世界产生更加普遍的意义，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