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史冬柏

提示

水是生命源泉，河是文明摇篮。为大江大河作传，有写头，有看头。陈梧桐的《万里入胸怀》，就以黄河为“传主”。黄河九曲，万里奔腾，万年流淌，太多细节藏进历史的褶皱。抻开褶皱，大河的真相得以还原，大河的逻辑清晰呈现。走近黄河，读懂黄河，我们听到的不仅是波涛声、泥沙声，而且是人与自然的对话，自然与人文的对话，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黄河探源历千载

故事都得从头讲起。讲黄河的故事，河源自然是开头。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的这句诗流传千古，无论何时吟诵，都引人遐想。黄河究竟从哪里来？

“天上来”是浪漫的诗意表达，源头当然只能在地上。“水有源，故其流不穷。”今天，黄河源出巴颜喀拉山已成为地理常识。但对这一结论的确认，华夏儿女却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本书开篇就详尽梳理了人们对黄河源头的求索。

最初，古人只能根据传闻作出种种猜测，认为“河出昆仑”。

翻阅《山海经》便不难找到依据。《山海经·海内西经》写道：“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当时，昆仑被视作神山，承载着先民对世界图景的文化想象。

《史记·大宛传》中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史记》中多次提到“穷河源”，说的就是寻究黄河的源头。这段记载表明，张骞和汉武帝都把黄河源头定位在新疆（于寘是今新疆和田一带）。

现在看来，汉代人错了。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巫新华认为，这是受上古一贯的大昆仑文化内涵的影响，其在文化上是有自己的逻辑的。

对河源的探索贯穿历朝历代，反映出不同时代中国人对遥远地方的好奇心。探寻河源不仅是一般的求知行为，也交织着民族交往与外交活动，比如唐朝时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就“亲迎于河源”。

直至清朝，清高宗弘历的侍卫阿弥达所撰写的《河源纪略》仍沿袭“河出昆仑”之说，认定黄河源出新疆帕米尔高原。

“对黄河源头展开大规模的科学考察并真正穷尽河源，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1952年8月，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了一支黄河河源查勘队，综合历史传统和文献、实地考察及各家意见，最终认定发源于巴颜喀拉山中部雅拉达泽山东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西南缘的约古宗列渠（即藏民所称“马曲”），为黄河正源。

文明探源溯黄河

黄河源头在大山，文明源头（至少是源头之一）在黄河。

学者李零感慨道：“我们的祖先选择欧亚大陆，选择它的东部，选择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国的两河流域，这个地点选得好。”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中这样描写：“黄河九曲，夭矫如龙，先是昂首北上，接着俯冲南下，然后迤逦向东，倾注大海，带走了万仞黄土，铺散在千里平原，天玄地黄常为中国宇宙的本色。黄河带给中国肥沃的土壤，也挟来一次又一次的洪患劫难。中国人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也积聚了文化的创造力。”

“辽阔的黄河流域成为孕育我们中华民族原始文化与历史文明的摇篮。”本书作者用了一半左右的篇幅记述黄河历史地位的形成过程：炎黄二帝在黄河流域留下活动印记；在中原黄土地上建立的夏王朝主宰中国历史的走向，夏、商、周、秦、汉、唐、北宋都在黄河流域建都；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在这里孕育形成……初曙，勃兴，鼎盛，折入迟暮，新生，迈向未来。黄河的波涛里，倒映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与走向。

黄河作为文明源头的资质，与其得天独厚的农业禀赋有关。历史和考古学研究表明，距今4000多年前，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几个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乎同时走向衰落，可在这时，黄河地带的文化却显示出稳定发展的潜力和特征：采集和狩猎逐渐减弱，社会稳步走向农业文明。许倬云概括得好：“在这种天然条件下，人付出一份劳力，就会有一分收获。这一系列的文化，并没有将它的资源浪费在耗时费工的玉件和精美陶器的制作上，也没有劳役大批的人力来建筑土山和大型墓葬；他们的资源只是不断地循环使用，保持稳定的成长。”

水患治理无穷期

“西湖景致六吊桥，一株杨柳一株桃。”民谣描写的“苏堤春晓”，几乎成为每个游客到杭州一游的“打卡胜地”。

其实，徐州也有个苏堤，而且跟黄河直接相关。苏轼到任不久就赶上黄河泛滥，于是组织军民筑堤抢险。《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记载了这段故事：“（苏轼）徙知徐州。河决曹村……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

文明摇篮也好，民族精神象征也罢，在文化意象中，黄河自然令人引以为傲。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黄河的印象与认识，恐怕却抹不掉“灾难”二字。水患治理，伴随着黄河的历史，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永恒课题。

黄河并不安分。当然，这背后，有自然原因，更主要的则是人为破坏的因素。“在后世，黄河泛滥或是干枯都会造成灾害，是因为人力糟蹋自然环境，毁坏了保持水土的植被。”许倬云的这一观点，在本书中得到呼应。作者介绍，“善淤、善决、善徙”是黄河的一大特点，这个特点背后，则是两三千年来黄河流域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

治理水患见证着人与自然的相处，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令人鼓舞的是，新中国成立70年，黄河全流域的综合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上中下游都加强了水土保持和防洪建设，实现了岁岁安澜。特别是黄河上兴建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犹如一颗颗耀眼的明珠，支持着我们的生产生活。

在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尽管黄河仍时有“咆哮”，但黄河流域经济与环境比翼齐飞的态势越来越触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