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静

提示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纸贵”事件中，有一个有力推手——“传写”：读者从市场上购买纸、笔、墨等材料，抄写复制文本。左思等作者完成作品后，没有交给书商去卖，而是任由读者从市场上买纸来抄，贵的是纸，而非作品，经济收益与作者无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已完全普及，“纸贵”是作品在短时间内、某个特定空间内，突然引发传抄热潮而造成的短期纸张供应不足现象。

西晋士人左思，构思数年，写成《三都赋》，未引起时人关注，左思遂将文章拿给名士皇甫谧看，皇甫谧赞赏此文，为《三都赋》作了序。其后，中书著作郎张载为《三都赋》中的《魏都赋》作注，中书郎刘逵为《吴都赋》和《蜀都赋》作注。司空张华也专门出言赞叹此赋。各路名人的推重，遂使《三都赋》名声大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就是历史上十分有名的“洛阳纸贵”之事。除《三都赋》外，两晋南北朝时期，“纸贵”之事至少还出现过三例：

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世说新语·文学》）

殷淑仪……及薨，帝常思见之……追赠贵妃，谥曰宣……谢庄作哀策文奏之。帝卧览读，起坐流涕曰：“不谓当今复有此才。”都下传写，纸墨为之贵。（《南史·后妃上》）

邢卲，字子才……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卲雕虫之美，独步当时，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北齐书·邢卲传》）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例“纸贵”事件，以左思《三都赋》最为有名，“洛阳纸贵”在汉语中也固化为一个成语（典故），大多用此来比喻作品流传之广和受人推重。

实际上，“纸贵”之事，值得更为深入的思考。

“传写”引发“纸贵”

在上述事例中，作品均得到了名人推荐，最终引发“纸贵”。这一过程中， 除名人推荐外，还有一个更为有力的推手——“传写”：“豪贵之家竞相传写”（《三都赋》）；“人人竞写”（《扬都赋》）；“都下传写”（谢庄哀策文）。很显然，“传写”是造成“纸贵”的最直接原因。

何谓传写？简要讲，就是读者从市场上购买纸、笔、墨等材料，抄写（复制）文本，可以自抄，也可雇人抄（佣书）。“纸贵”事例中，“豪贵之家竞相传写”，当有佣书人的身影；“人人竞写”，自抄与雇人抄都会存在。在雕版印刷普及之前，文本的复制与流传，靠的是“传写”。“传写”是汉唐时期文字作品传播的最主要方式。

“纸贵”是“传写”中的特殊现象，体现的是“传写”对作品公众传播的巨大作用。士人传写这些佳作，在社会上引发了从众心理，跟风抄写，造成纸张供应不足，纸价上涨，产生了“纸贵”的轰动效应。

是“纸贵”而非“书贵”“文贵”

左思的《三都赋》、庾阐的《扬都赋》、谢庄的哀策文、邢卲的文章，这些作品，有的篇幅很长，如《三都赋》（《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三卷），可以视作书籍；有的较短，如谢庄的哀策文，仅是单篇文章。但无论何种，在传播过程中，引发的都是“纸贵”，而非“书贵”或“文贵”。这与今天的作品传播情况有很大不同。

如果是“书贵”或“文贵”，经济受益者当是出售作品的一方，如书商或作者，这与今天的作品出版情况很相近，容易理解。但“纸贵”，告诉我们的是，左思等作者完成作品后，没有交给书商去卖，而是任由人们（抄写者）从市场上买纸来抄，贵的是纸，而非作品，获得经济收益的是纸张的供应者，与作者无关。“纸贵”之事放在今天，左思的《三都赋》、庾阐的《扬都赋》、谢庄的哀策文、邢邵的文章，都是当之无愧的畅销作品，除名声外，经济收益必不会少。但是，左思、庾阐、谢庄、邢卲，这四位畅销作品的作者，在当时，收获的仅是名声，并无经济利益。

“纸贵”与纸张供应问题

“纸贵”表明，纸张的供应跟不上市场需求，引发纸价上涨，“纸贵”的发生地均在都城，都城应是经济发达地区，那么，这是否表明当时的纸张供应有问题呢？

蔡伦造纸成功后的数十年，是纸的推广和应用初期，纸的产量不高，不易获得。那么，在蔡伦造纸成功200多年后，两晋南北朝时期，纸张依然存在产量不高、不易获得的问题吗？

如果单看“纸贵”数例，很可能会有上述疑惑。但综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就会发现，“纸贵”只是特殊现象，不能反映该时期纸张的真实供应情况。

首先，到东汉末年，纸张的供应已普及到地方与民间。东汉末年，山东半岛出现了一位民间造纸专家左伯，造出了比“蔡侯纸”更为优质的“左伯纸”。“蔡侯纸”产自皇家，“左伯纸”则来自民间纸坊，它标志着民间造纸渐趋成熟，说明造纸术迅速由宫廷向地方与民间普及。

其次，三国两晋时期，人们写信用纸，制作书籍用纸，写书法用纸，各级官方文件用纸，纸已完全普及到了全社会。如果纸张供应不足，如此大批量的用纸，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两晋南北朝时期，还发生过不少作品传写流传甚广之例，不妨拿来与“纸贵”对比一下。

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世说新语·文学》）

（谢灵运）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宋书·谢灵运传》）

（刘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梁书·刘孝绰传》）

（徐陵）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陈书·徐陵传》）

这些传写事例，均发生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可以看到，传写已能远至偏远地区和异域：“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梁书·刘孝绰传》）；“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陈书·徐陵传》）。传写也无分贵贱贫富，可直达底层民众。东晋时的《语林》，“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南朝宋时，谢灵运的诗作“贵贱莫不竞写……士庶皆遍”。宋、齐时卞彬的“文章传于闾巷”，“庶人”“闾巷”指向的人际范围均属社会底层。如果纸张供应有问题，偏远地区、异域、底层人群等，最不易于获得纸张，而实际情况是，上述这些作品，通过传写，全部轻而易举地普及开来。这充分说明，纸张的供应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不成问题。

那么，传写造成的都城“纸贵”，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笔者认为，这只能算作特例，是作品在短时间内、某个特定空间内，突然引发传抄热潮而造成的短期纸张供应不足现象，并不说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整体状况。直到唐代，依然有“纸贵”记载，元稹与白居易的赠答诗，“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唐代，纸业生产已十分成熟，纸张供应，早已不成问题。因此，元白赠答诗的“纸贵”同样是特例，这里的“纸贵”甚至有可能只是比喻用语，形容作品流传之广罢了。

本文有关“纸贵”的思考，尚属浅层，还有很重要的问题，有待更大篇幅和更深入的探讨。如在“纸贵”过程中，谁在传写？书商参与其中吗？作者在“纸贵”中获得了什么？在著作权层面有何启示？对于此类问题，本文所论只能算浅尝辄止，期待更多同好参与其中。

（作者系济南大学文学院传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