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史冬柏

提示

遇到难题问度娘，微信、微博乃至各种社交平台的强大搜索与推介功能，简直让每个人都可以瞬间变成专家。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专家？合理、可预期的专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美国海战学院教授托马斯·M·尼科尔斯结合对美国本土社会的研究，写成《专家之死》。作者通过大量事实与分析力图证明：专家始终是我们需要的，而需要专家意味着我们在本质上更需要理性思考与沟通合作的能力，这才是现代文明社会健康运行的重要前提。

反智主义的盛行

“专家未死，但岌岌可危。”

何以岌岌可危？在《专家之死》这本书中，作者根据对美国现状的考察和思考，不惜几章笔墨来分析大众不信任甚至厌恶专家的原因，比如，至少有专家自身的原因，或明目张胆的欺诈，或因自负而弄巧成拙，结果透支了人们的信任和耐心，等等。

专家也会犯错，人们以此为借口而对专家嗤之以鼻。可是，“专家偶尔会在一些问题上犯错和专家始终在所有问题上犯错是两码事”。普通民众总是乐于寻找并放大专家在知识上的漏洞，却刻意回避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专家正确的概率要大得多，特别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比如，关系生命健康的疫苗问题。依托公共卫生体系，各国为民众特别是孩子注射各种疫苗，极大降低了重大疾病的发病率和致死率，当然，这并非否认疫苗存在副作用以及因管理不善导致的问题，但如果一味放大甚至危言耸听，导致坚定地排斥疫苗注射，这就将医学界的权威一并排斥掉了。

这只是流行于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的一个缩影。反智主义不是简单地推崇“无知者无畏”，而是拒绝承认专家相比于相应领域的“小白”具有知识上的判断优势。作者直截了当地揭示：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大众对知识漠不关心，而是怀有敌意，于是，这样一种“势力”正在抬头，它“主张关于任何问题的一切观点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支撑反智主义的深层逻辑是人生而平等，但事实上所有人并不可能具有同样的天赋或才智，愤愤不平地坚持那种原则上的平等，实际上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无知，以至于作者不无嘲讽地说，美国人现在认为“关于普天之下的任何话题，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样好的”。感觉比事实重要，如果人们认为是这样的，而你反对他们的观点，那么你就是“不民主的”“精英主义的”。

死因没那么简单

相信每个人身边总有这样一款伙伴：当你们聊到某个知识点却因叫不准而卡住时，那个人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通过手机上网找到答案，摆出一副难不倒的自信，露出谜之微笑。

遇到难题问度娘，微信、微博乃至各种社交平台的强大搜索与推介功能，简直让每个人都可以瞬间变成专家。难怪，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专家之死死于互联网。互联网对加速专家之死的作用不容小觑，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互联网是一个宏大的知识库，同时也是错误信息疯狂传播的源头和推手。

然而，作者认为这一解释过于简单。在本书中，作者提供了一些更为新鲜有趣且需要引起重视的视角，高等教育的商业化就是其中之一。

最近半个多世纪来，美国大学经历了一个市场化过程，其结果是强化了这样一个观念：所有人都一样聪明，所以不需要专家。

“这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教育是为了让人们成为终身学习者，无论这个人多么聪明，或是多么成功。”高等教育本来应该有助于拉近专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促成二者的和解，可事实上却相反，本该是解决之道的大学却成了问题本身，这主要归咎于商业化——“年轻的美国人潮水般涌入大学，随之而来的是大学争夺他们的学费，这就造就了一种顾客至上的氛围，学生从中最大的收获竟然是：顾客永远是对的”。由于商业化，大学不再把学生当作学生对待，而是当作客户或消费者对待。为此，大学提供的是客户至上的体验，一味迎合青年学生。最终，“学生的智力唯我论非但没有在大学得到解惑，反而最终被加强。他们离开校园的时候，还是不会承认其他人比自己聪明，无论这个人是同学也好，老师也罢”。

不死就要努力对话

“事实上，‘专家之死’也许正是进步的信号。”作者并不悲观。

一方面，专家之死意味着专家不再占据知识的制高点，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再独自占据知识的制高点。过去，由于条件不允许，大多数平民百姓连拥有藏书或走进图书馆的机会都难有，普遍接受教育更是无从谈起，于是自然倾向于信赖专家，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过于紧张。在知识的天平上，专家一头以绝对优势压倒民众一头。可以说，这种和谐关系更多是一种单向的顺从。今天，情况大不一样。专家不再是知识的垄断者，普通民众的知识素养在逐步提高，这无疑有利于社会整体进步。

另一方面，揭示专家之死的原因是为了得出专家不死的结论，而这不是为了抬高专家的地位，让大众依附于专家，事事依赖专家，而是力求在专家与大众之间重建信任与合作。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在生活中需要作出无数个决定，除了日常无关痛痒的那些决定之外，很多决定涉及个体不熟悉的领域，需要专业层面的建议，当然更需要建议者出于专业性和良知的负责。如果听任专业与个体、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隔膜不断加深，那么后果将不仅仅是专家之死，而是大众对公共领域丧失信任和共识，直至陷于争吵而非讨论，谩骂而非聆听，焦虑而非清醒。无法相信他人，便只好相信自己狭隘的经验和肤浅的判断。人们将变得不是更加智慧，而是更加愚昧而刻薄。

作者主张，从营养饮食到国防安全，无不需要专家与民众之间进行对话。只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想进行这样的对话，我们才能坚守科学与理性，从而更好地呵护现代文明的基础。

的确，没有人可以提供所有答案，但专家有教育的责任，普通大众有学习的义务。每个人都需要倾听他者的判断，更需要真正的专家的点拨。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进行“有原则、有见识的争辩”，但可以预见的是，真理必将在这种争辩中显露出来，信任也随之不断地重构并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