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爽

“七一”就要到了，想讲讲采访实践中听到、看到的那些跟“初心”有关的好故事。

前几天，遇到一位大连的朋友，他是大连艺术学院的老师。交谈中，说到了学校刚刚完成的一部青年励志音乐剧《追梦·青春》。他是创作组成员之一，曾用了数月时间去延安、塞罕坝、青海等地采风。

讲起看到、听到的故事，这位老师很激动，尤其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牺牲的郭永怀烈士的故事。他们去了郭永怀当年工作过的实验基地，想象着当时艰苦又充满危险的情境。“1968年12月，郭永怀乘坐飞机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牺牲。人们在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了郭永怀的遗体，他一直保持着和警卫员遗体紧紧相抱的姿势，人们将他们分开后，发现中间有一个完好无损的公文袋，里面装着各种绝密资料。”老师讲到此处，声音是颤抖的，眼睛里含着泪。

这个故事，他已经讲给无数人听过，可每一次讲述都还同样激动。这让我想到了我在2016年建党95周年之际曾经做过的一次重走长征路的采访。那一次的“长征路”，我们是从1921年走起的，从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一直走到了西柏坡。为什么我们党可以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建立起了新中国？我们希望把从书本上读到过的答案，用脚步来一一求证。

在四川宝兴，一位藏族老阿妈用一个手势作出了回答。宝兴，位于当年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脚下。县城里，我们遇到了这位完全听不懂汉话的藏族老阿妈，我们用手比画了半天，无法沟通。可突然间，老阿妈分辨出我们的话里有“红军”这两个字，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伸出右手，竖起了大拇指，那是红军留给她也是留给当地百姓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于红军严明的军纪和铁的意志。

在江西于都河畔，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则用一支几十年前当地百姓送红军的山歌作出了回答。红军主力是从于都开始长征的，短短十多天的时间里，8万多红军在这里完成了扩军、征粮、架桥等一系列复杂的准备，并且在敌人完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悄然渡河。这么大的军事行动怎么可能不泄密呢？女孩说：“是34万于都百姓共同为红军保守住了这个大秘密。那时候，几乎每一个于都家庭都有人当红军，那是咱的子弟兵啊！”

武汉大学一个小小的纪念碑上，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回答。“大革命”时期，五位武大的年轻女共产党员被捕了。只要她们在所谓的“悔过书”上按个手印就可以获得自由，但她们却没有。五个女孩子全部被杀害了，其中最年长的只有26岁，牺牲时已经怀有身孕。当时我们采访组所有人想到了同一个问题：如果是我，是否会如此？这就是信仰，信仰面前没有妥协而言。

就像这位大连的老师一样，在采访后的几年里，我也一次次将这些故事讲给大家听，每一次也都一样激动，听者也都一样感动。这应该不是我们会讲故事，而是这些故事本身就有着强大的力量，它们穿越时空，在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作为讲述者的我们只不过是用眼睛、用脚步、用心去体会到了这种力量，并把它传递出来。

这些经历同时给予我另一个启发：没有老阿妈的手势，没有女孩子的歌声，没有武大纪念碑前的设身处地，那些教科书里的历史如何才能在今天发挥作用？作为文艺创作者和新闻记者，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扎根人民、走进基层，就算是做历史题材的创作和报道，这句话也同样适用，这是我们与历史最好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