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史冬柏

提示

当世界有了开放与合作，距离就不再遥远，文明就不再隔绝。古丝绸之路上的羌笛、驼铃从遥远的历史深处发出吟唱，“一带一路”新的史诗掀开新的篇章——连通陆与海，交织古与今。回首或是眺望，原来联系世界的纽带从来都复杂而多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面向未来的长远关怀，而且包含着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在《胡天汉月映西洋》一书中，张国刚这样评价。那么，作者所说的“历史文化意蕴”究竟是如何积淀而成的？这就要从古丝绸之路讲起。

看立体版世界地形图，定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地理文化气息：高高隆起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及一片茫茫大漠，犹如一道天然屏障，隔绝了东西方。这一隔绝不仅是地理的，更是文化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我们的先辈发展出独特的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绵延至今，正如作者所言，“对于西部世界而言，真正具有‘他者’异质的东方，不在尼罗河，不在高加索，而是在天山以东地区，在中国。”

然而，最令人叹服和着迷的则是，这一隔绝并非密不透风。凝聚着中国智慧的古丝绸之路——今天则升华为“一带一路”，恰似一条飘逸的丝带，将不同文明串联在一起，编织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欣欣向荣。

国家实力的晴雨表

我们今天所说的古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世纪中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的。其实，若往前追溯，丝绸之路还有一段史前史。

“早在张骞之前，走通东西方通道的，是众多不知名的英雄。”在遥远的上古时代，远东地区与西域地区就有交通往来。那时，人们不需要护照和签证，却进行着范围有限的移动甚至是大迁徙。脚步所至，必然伴随着物品的交换，当然，更有文化的交流。

“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的出现正是这种交流存在的具体表现，它们可谓‘丝绸之路’的前身。”

只是，在开拓丝绸之路前，这条通道上的商品往来，具有走私、冒险的性质，或者说是民间主导的。直到汉武帝派出张骞使团，才真正打开这条连接东西方的大通道，也使得中原与西域的交往变为官方主导。

至此，丝绸之路不再是一条单纯的商贸之路，它背后有一套政治经济学。作者一语中的：“这种边贸体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一种存在形式”。特别是汉唐以来，丝绸之路上贸易的起伏，俨然成为沿途国家和地区政治实力消长及中西方政治秩序的晴雨表。

从历史变迁看分外清晰。最开始，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建立，先决条件正是国力的强盛：秦汉大一统帝国集聚的巨大能量，汉初70余年经济发展的丰厚积累，共同编织成“凿空西域”的大背景。

其后，隋唐一统，特别是唐的强盛加之有效管理，使丝绸之路上的交通往来较汉代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许倬云在《说中国》一书中介绍，“北方的胡人、中亚和内亚的外族，都消融在‘中国人’之内”。以大开放、大融合为特征的宏大气象，令丝路精神生动外显。

与此相对，另一边则是西方世界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当丝绸之路的中端被伊斯兰教徒控制，西端被意大利人垄断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便率先扬帆起航，开始找寻新的通往东方之路。

中西方关系的窗口

丝绸之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纽带，中国在这头，西方在那头。正是依托这条通道，中西方发生了并拓展着交往关系。无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输出与输入的双向互动注定成为丝绸之路的日常景观。

作者勾勒了以丝绸之路为载体的中西方关系两大阶段。

前一阶段，大概从远古时代到15世纪前期，郑和下西洋结束。后一阶段，主要是明清时期。做这一划分的主要标志是中西方交往的范围与重心。在前一阶段，中国主要与西亚、中亚、南亚交往，欧洲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后一阶段，尽管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通往来依然频繁，但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已经更加具有影响力。

前一阶段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汉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体，与西域的交流最活跃。《洛阳伽蓝记》记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来华贸易的热闹场景跃然纸上。一个是宋元时期，出口商品中瓷器比重大增，进口商品中香料比重大增，正所谓“瓷器西去、香药东来”，海上香瓷之路后来居上，南海的贸易最繁盛。从陆上为主到海上为主，成为区分两个小阶段的主要标志。

在梳理中西方关系时，作者不忘透过历史事件进行反思。仅以国人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指南针为例，作者先是详述了其在丝绸之路的传播轨迹，紧接着提醒我们反躬自问：为什么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指南针，可是其后并没什么长进，而且最好最便利的罗盘却要引进学习外国人的？这还并非个例，而是中西方技术与物品交流的一个缩影——经过一番“出口转内销”，发明走出去，再作为舶来品引进来，对于今天的我们同样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

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

翻阅历史文献，“丝绸之路”这一字眼并不多见，更多的则是带有“胡”字的词语，揭示出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是西域商人。

元稹有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彼时，长安胡化盛极一时。而在17、18世纪，“中国趣味”则风靡欧洲。其实，异域文明及其文化样式成为受人追捧的风尚，一直在丝绸之路沿线互动地演绎。只不过，在互惠平等的大格局之中，也时有东风西渐或西风东渐的倾斜。

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卡尔维诺借马可·波罗之口说：“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旅行者能够看到他自己所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所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正是在中西方文明的交流过程中，中国成为欧洲反观自己的镜像。也曾无限美化，也曾极尽妖魔化，西方评价中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对这一“他者”有怎样的需要，借此不断重新认识自己、定位自己。莱布尼茨热衷于汉字研究，伏尔泰、歌德改编《赵氏孤儿》以托物言志，都不过是自己缺少什么，就在他者身上发现什么。

但是，“他者”并不意味着对立。恰恰相反，不同之处正是理解和包容的起点。哪怕东西方文明具有异质性差异，哪怕文化之间有着刻意或不自觉的隔阂，但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都将具有穿破壁垒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