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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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沈阳故宫博物院和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选出100件最具代表性的辽金时期文物赴京展出。这些文物都是在沈阳地区出土的辽金文物，展示了1000多年前的辽金文化，再现了契丹族作为“马上民族”的生活状态和文化特色，其中最能代表民族特点的鸡冠壶从出土到命名有着很多故事。考古专家认为，鸡冠壶并不是契丹民族创造的，而是在唐朝时，由西域商人传入中原。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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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冠壶辽博收藏最多

考古专家李仲元告诉记者，考古发现，辽代鸡冠壶流行范围和分布区域主要在今天的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一带的辽国本土地区。内蒙古自治区的中西部、吉林、黑龙江、山西、陕西和河北南部也有少量发现。因为当年辽瓷首先在沈阳发现并确认，以及后来主要研究辽瓷的专家学者大多为辽宁人，所以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辽瓷最多，鸡冠壶也最为丰富，如骑猴扁体鸡冠壶、黑花白釉鸡冠壶、绿釉鸡冠壶、白釉鸡冠壶、各种釉陶和三彩鸡冠壶等，种类很多。

1958年，李文信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辽瓷简述》，其中将鸡冠壶的造型分为五个基本类型，所使用的实物主要就是依据辽宁省博物馆的藏品定论的。李文信所归纳的鸡冠壶五种造型分别是扁身单孔式、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横梁式。李文信归纳的这五种分类法，科学地奠定了鸡冠壶的分类基础，尽管后来不少学者仍在探讨鸡冠壶的分类，或简略成两类，或细化成七类，但都没有超出李文信的分类范畴。直到今天，学界仍在沿用这种分类和分期理论。

李仲元说，不管是从质地、造型上，还是釉色、纹饰上，鸡冠壶无疑是辽代最具代表性的陶瓷制品和艺术审美典范。它不求局部的精雕细琢，而着重追求整体的刚劲洒脱，具有一种强健、浑厚和简练之美，一种活生生的、充满草原气息的美，体现了契丹民族兼收并蓄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它伴随着辽国的建立而繁兴，随同辽国的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在契丹人的历史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生活器皿，而是寄寓着民族情感与民族精神的族属代表性器物，它已经深深内化到契丹人的血液当中。直到今天，鸡冠壶所代表的契丹精神都有着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自信、开放、多元、进取和包容的积极民族心态以及对民族文化倔强的坚守，都是对我们民族复兴的最好启示。

鸡冠壶名称来自民间

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理介绍说：“没有什么比鸡冠壶更能代表契丹民族的了，一提起‘鸡冠壶’三个字，一般人都会想到辽阔草原上极具游牧风情的辽国，进一步会想到辽河之源——鸡冠壶形的马盂山。对于鸡冠壶的定论，其实我们不能忘记一位考古界的前辈，就是李文信。可以说，是李文信开拓了辽瓷研究的体系，同时记述了鸡冠壶的最早出土和具体形制。”

据李理介绍，1940年6月14日，李文信曾与日本考古学家三宅宗悦等前往热河省喀喇沁右翼旗（今辽宁省建平县）考察前一年发现的一座辽代古墓。中途夜宿锦州，第二天傍晚抵达喀喇沁右旗所在地叶柏寿，第三天即到叶柏寿火车站满铁病院东侧古墓现场勘察。李文信在1941年《国立中央博物馆时报》第九号发表的《叶柏寿行纪》中记述道：“此坟去年因下水道工程发现后，业经三宅宗悦博士调查一次，以鸡冠壶初次出土例见重于世，今欲加较详之发掘调查。”李理解释说，这是出土的鸡冠壶在中国所有的文献里的最早记载，所以说李文信是最早发现和研究鸡冠壶的中国人。

“关于鸡冠壶一名的来历，现在看并不是哪个专家学者的命名，而是得自于民间。”李理说，继1930年4月金毓黻在沈阳发现并公布辽瓷之后，考古和文博界对辽瓷开始高度关注，当地文博部门开始有计划地收藏。据辽瓷研究专家佟柱臣在《中国辽瓷研究》第九章里介绍：“1933年沈阳博物馆开馆，许多陈列柜展出了辽三彩和鸡冠壶，这是鸡冠壶术语使用的开始，亦使鸡冠壶成为辽瓷的代表。但此时陈列的鸡冠壶都是传世品，不是考古发掘品，学术价值不高，既不知鸡冠壶的出土地点，也不知鸡冠壶与其他瓷器共存的情况。”

佟柱臣写道：“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发现了鸡冠壶这个器类，它有四种名称，一称鸡冠壶，二称马镫壶，三称皮囊壶，还有一称为马盂壶。前三种都是出土鸡冠壶地方的百姓就其形状给予的名称，命名十分形象、准确，使用的地域辽阔，流行于海内外。这些名称并非辽瓷学者首先提出，而是由于约定俗成，为辽瓷界所接受，因而也就普遍使用了。为什么叫鸡冠壶呢？因为在这类器形上，有一种是上部漫圆形的顶上有突出尖峰，下有一孔，宛如雄鸡冠部，因近鸡冠状，故称之为鸡冠壶，允矣。”

李理告诉记者，佟柱臣的结论，已将鸡冠壶之名的来历说得很清楚，客观而真实。

李理说，其实在民间传世和出土的鸡冠壶不仅在中国收藏界流转，同时也有一部分流出海外。1937年，日本考古学家岛田贞彦在《考古学》杂志发表了关于鸡冠壶的文章，对流传到日本的传世鸡冠壶进行了初步介绍。

记者对鸡冠壶的发现进行梳理：1939年，在叶柏寿火车站附近发现了一处辽墓，经过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的日本学者三宅宗悦考察，第一次发现了出土的辽代鸡冠壶。因此有了1940年李文信的叶柏寿之行，同时也有了三宅宗悦当年在《国立中央博物馆时报》第5号上发表的《关于最早出土的鸡冠壶古墓》一文。李理告诉记者，正是从这时起，辽代鸡冠壶开始进入学者的视线和研究领域。

鸡冠壶最早源自西域

谈到与鸡冠壶相关的器形，考古专家李仲元介绍说，这应该与辽代之前的唐代有关系。李文信在《陶瓷概说》中指出：“鸡冠壶渊源于革袋，唐代金属制的‘舞马衔杯壶’也做此式，它的起源很早。”此后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李文信的观点。

20世纪70年代，西安唐墓曾出土一件白瓷皮囊壶，此壶扁体鼓腹，呈皮囊状，前后三条凸棱，前端有筒状流，背脊有一提梁，据发掘者推断，为开元天宝时期的产品。20世纪80年代初，在河北唐代邢窑窑址里发现了一件白瓷矮身横梁式鸡冠壶。在江南的扬州和南通也曾出土过完整的鸡冠壶。2003年，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附近发现了一艘唐代的沉船，船上打捞出十余万件越窑青瓷，其中就有鸡冠壶。因此，李理认为，从这些考古发现看，鸡冠壶并非是契丹人的首创，而是从唐代发展而来。李理进一步指出，鸡冠壶的发明者不一定是唐朝人，因为在传世的众多唐代瓷器中，鸡冠壶不过数件，这说明此壶并非唐朝人的日常用具。

那么鸡冠壶这种形制是从哪里传入大唐帝国的呢？李仲元介绍说，2002年，在西安出土的唐三彩中有一件胡人骑驼奏乐俑，这件唐三彩的驼身上就形象地雕出了一个马镫壶，民间曾将鸡冠壶又称为马镫壶，二者为同一形制。这说明，鸡冠壶很可能就是来自中亚或西亚胡商随身所带之壶，最早的鸡冠壶器形应该就是从西域传入唐朝的，最终在辽代定型，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产物。

鸡冠壶为什么成为辽代的看家器物

鸡冠壶来源于西域或者产生于唐代，不管传世的还是考古发现的，鸡冠壶在辽瓷制品中都有相当大的比例。据学者统计，在辽代早期4座纪年墓葬出土的90余件完整辽瓷中，就有17件是鸡冠壶。而在各地考古发掘的有纪年的辽代墓葬中，各式鸡冠壶共出土了几百件，数量之多，令考古学家惊叹。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鸡冠壶为什么没有引起唐朝人的高度重视和大量使用，倒是成为契丹人的“看家器物”呢？

对此，李仲元解释说，这是因为人们所处自然环境、生存方式、文化背景不同，而形成生活器物使用上的差异。所以鸡冠壶在农耕文化为主流的中原王朝不流行是很正常的，而对于以游猎为生的契丹人来说则是最适用的器物了，日益强大起来的辽国对于这种既好看又能彰显本民族特色的瓷器自然有着极大的兴趣。这是人类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智慧体现。

李仲元说，从金文著录的《考古图》所述和辽墓中壁画里呈现的契丹人的生活情景看，鸡冠壶在辽代既是实用器，又是艺术品。其质地主要以陶瓷为主，另外还有树皮、木质与金属的，但很少流行。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白釉、褐釉、绿釉、黄釉等瓷质和各式釉陶及三彩器形，这是辽代鸡冠壶的主流。

李仲元进一步给记者解释道，鸡冠壶的形制在辽朝200多年统治中也有一个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先是单孔形，然后是双孔形，再后来，穿孔序列逐渐被提梁式序列取代。早期的鸡冠壶上部有一个孔，方便系上绳子挂在马上或挎搭在人身上。因为单孔不便固定，逐渐发展成双孔，同时为了防止壶在运动中滚来滚去，壶身下部也从浑圆形演化成了扁平形。

李理告诉记者，这次送到北京参展的绿釉双孔鸡冠壶是鸡冠壶的代表器形。“你看它的壶腹边缘有凸棱仿皮囊接缝，腹壁两侧刻卷草花纹。这样的双孔壶体态趋扁，系于马上贴靠固定，两个孔大小相同且靠近，受力均衡而稳定，结实耐用，便于在马上携带与捆扎。”

李仲元介绍说，鸡冠壶形制的变化主要是为了方便在马上使用，当时契丹人还处于游牧生活状态，所以穿孔壶都是辽代早期作品。当辽国进入强盛时代，契丹人逐步完成了由单纯游牧民族向定居型半农半牧经济社会转变后，原来因壶底小不适于摆放，双孔不适于直接把持与提拿的鸡冠壶就逐渐演变成了摆放稳定和利于提拿的提梁序列鸡冠壶。 （李仲元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