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雄

李密的《陈情表》是古代散文史上的名篇，历来以感情深挚为人所赞赏，甚至有人说：“读《陈情表》而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也。”可见其情感动人之深。但是，我们认为，杰出的辞令艺术，同样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要领会这篇文章的辞令艺术，先要了解李密上这篇表文时的处境。李密生长于蜀国，后来与蜀国后主一起投降于晋朝（确切地说，是投降于司马氏控制下的曹魏）。李密从小非常孝顺，在蜀国名气很大，可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名士。

所谓名士，定义起来很复杂，大致来说，是汉末魏晋时期的特有产品，顾名思义，就是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吧。而在改朝换代的新旧更替之际，人心未定，争取这些名士效力于新朝，就起到了一个杀鸡儆猴、安抚人心的作用。文章中说：“前太守臣奎，察臣孝廉。后太守臣荣，举臣秀才。”后面又说：“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派给李密的官职越来越大，是李密真的像诸葛亮那样有通天治国之才，一定要他出来做官，天下才能安定吗？当然不是。其实不管是谁，新朝看重他们的，只是他们的名气，并非政治才能。司马氏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让李密这个名士出来做官，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收买人心，要知道当时的名士注重名节，性格又古怪，动不动就发名士脾气，如果不加以安抚，很容易出乱子。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做归顺新朝的表率，说白了，就是要让他们表态，站队。肯接受任命，好好做我们新朝的官，那就彼此合作愉快，相安无事。要是找各种理由推托，甚至公然拒绝，那就只好对你不客气了，当时的大名士嵇康就是最好的例子。嵇康因为公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对新朝冷嘲热讽，结果惨遭杀害。

因此，当时李密的处境，其实是很危险的。如果仍然坚决拒绝出来做官，在司马氏看来，李密是打着祖母年高多病的幌子，故意不与新朝合作，以表明自己对蜀汉旧朝的忠心，若如此，李密最终一定难逃杀身之祸。而自小孝顺成性的李密，又不可能抛下慈悯年迈的祖母，李密可谓是进退两难，因此才上表陈情。

文章首先叙述自己自小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又体弱多病，全靠祖母照料抚养，才得以长大成人。接着讲到进入新朝之后，屡受地方官推荐，朝廷征召，但因为祖母多病，无法抽身，故一一拒绝。接下来这一段，可以说是陈情的关键文字：“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一句“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可以说深深击中了司马氏的软肋。其实，整篇表中的其他文字也许感情真挚，理由充足，但最有用的，却是这一句，为什么这么说呢？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一篇演讲中有精彩的发挥。他说：“晋朝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足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因此，所谓的以孝治天下，就成了晋朝的基本统治方针，也是当时的基本意识形态的主导。那好，咱们国家不是提倡以孝治天下吗？我现在选择弃官不做，在家侍奉祖母，正是积极响应国家的基本方针，在尽孝呀。如果我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而置祖母于不顾，那显然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不孝之人，像这样的不孝之人，出来做官，简直是给国家蒙羞，给其他人做负面典型，那不是适得其反吗？这正是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抓住了这一点之后，基本上已经探骊得珠，胜券在握了。但是，李密并没有就此收笔，而是继续乘胜追击，间接地向晋武帝解释了两个问题：一、是否自命清高，不肯合作？二、是否奇货可居，嫌官太小？文章写道，“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这是说自己也热衷名利，并非自命清高之人。又说：“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这是说您给我的官职已经大大超过了蜀国，我已心满意足，喜出望外，绝无待价而沽的意图。文章写到这里，可谓天衣无缝，滴水不漏，至于文末请求待自己侍奉祖母至去世之后再应命任职云云，不过是一般表章的例行客套而已。难怪据说晋武帝看了这篇表文之后，感叹了一句：“密不空有名者也。”还赏给李密两个仆人侍奉左右，大概就是佩服李密此表无懈可击的措辞艺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