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海炎

提示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王维。美国学者温伯格在逐一点评王维《鹿柴》这首五言绝句的十九种以及更多种译本后，并没有钻到王维的写作背景里去。在文本的细读中，温伯格重点从文字中分析每一种翻译的角度及体会，一面在翻译的横向上挪移，一面在诗的纵向上深入，向我们充分展示了翻译的艺术和诗的幽微迷人、难以把捉。

海外汉学家杨联陞主张，“读古书要有翻译的精神，一字不可放过，方才能细，在大学史学课程中，遇有重要而难懂的史料，教授应当在课堂中与学生共同讲读，不可强不知以为知，囫囵混混过。中国人写论文引用中国书向来不翻译，作者懂不懂所引的书，有时候真成问题，西方人引用中国书必须翻译，所以他们的学者读书，有时候很细，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汉学书评》）多年来，我一直用这种方法对读各种译本，学到了很多东西。

比如，之前看过华裔学者钟玲关于中国古诗英译的研究（《美国诗与中国梦》《中国禅与美国文学》《史奈德与中国文化》），她曾举例说，寒山诗有句“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前面一句韦理译作“transcend the bonds of the world”（超越世界的束缚），过于平板；华特生译作“break from the snares of the world”（突破世界罗网），启用了中国古诗“飞鸟入罗网”的经典意象，准确而具有学术性；史奈德则译作“leap the world’s ties”（由世界的捆绳中跳出来），“leap”是口语，用得生动，让人想到孙悟空，且暗示了顿悟之意，所以，史奈德译的寒山诗被美国诗坛奉为经典。

有了上述机缘，当我见到美国诗人温伯格这本《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时，便感觉分外亲切。“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怎么译？该书比较了十几种英译，带我们体味了“通过翻译来做文本细读”的迷人方法。

王维诗第一句“空山不见人”，“空”显然有象征意味，常茵楠和沃姆斯利却将“空山”译作“lonely mountain”（寂寞的山），这种西方式比喻就有损王维的“佛家气息”。哈米尔将“不见人”译作“no sign of men”（杳无人迹），也犯了同样错误。对此，温伯格展示了“舌毒”风采：“翻译是精神修炼，靠的是译者自我的消解：奔向文本的一种绝对的谦逊。坏的翻译，从头到尾都是译者的声音——即是说，见不到原诗人，但闻译者的聒噪。”

有读者出于现代语法习惯可能还会问：“空山不见人，哪里的空山？”这就把有灵气的“空山”问成了傻子，因为王维就是要“通过人称代词与地理元素的淡化”将自己迅速与“空山”合一，进入一种佛家的幻境。汉语诗歌为什么罕见第一人称单数？温伯格解释说：“通过消除诗人的独立意识，读者的体验既普遍而广大，又即刻而直观。”因此，看到罗宾森将“但闻人语响”翻译成“we hear only voices echoed”（我们只听到人语的回声），温伯格再次展示“舌毒”风采：“罗宾森不仅生造了一个叙事者，而且让他们成群结队，如同一场家庭郊游。他用了we（我们）这个词，整首诗的基调一下子被毁了。”

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华裔学者，温伯格也敢于批评。“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复照”是有深意的——深林之下，青苔之上，最为幽静。王维取旭日东升和夕阳下山两个具体时辰，化为一瞬，冻结在无限循环中，令时空变得清迥绝伦，于是便成为千古绝句。而刘若愚将“返景入深林”的“入”翻译成“pierces”（刺破），反射的夕阳怎能如此锐利？这便减损了“复照”的柔和感。而叶维廉将此句译作“sun’s reflection reaches into the woods”(太阳的回光探入森林），也漏掉了“深”和“复”的意思。

但温伯格也不是一味“舌毒”。对于沃森以24个英文单词对应20个汉字的翻译，他赞不绝口，“每个汉字都获得了翻译，且毫无沉溺，用的是一种电报式的极简主义。在汉语诗歌的翻译中，正如在一切事情中，没什么比简单更难的了。”“不只是安排语调、韵律以及每行的字数，中国诗歌，就像所有古代诗歌一样，建立于对位：宇宙的二元本性（阴—阳）。王维的前两行即是典型：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他甚至重复了‘人’字。沃森以‘不见一人/一些人’（no one/someone）保留了王维的这个对位，他信手拈来，却是译者里做到如此的第一人。”

辛顿也让温伯格青睐有加，他将常茵楠和沃姆斯利陈腐的“yet faint voices drift on the air”（然而隐约的人语声在空中飘荡）点化为“hints of drifting voice，no more”（人生若断若续，别无更多）。还对这首诗做了精彩的禅学分析： “介词、连词、动词时态，以及经常性的主语缺席”，使得中国诗“自身便是‘无’的体现，虚无(nonbeing)之空。‘你’在心中填以一个语法的空无，然而，这个空从此便是万古的， 于是便侧身于一颗空无之心的寂然中了，这心也就是真实、默然之色的边界。”

对于中国诗里“介词、连词、动词时态，以及经常性的主语缺席”现象，美国另一位批评家索契尔姆则用了“脱句法”来概括。有翻译家在分析王维的《竹里馆》时也有过精彩分析：“使用规范英语，翻译家无法对付这种人称、时态等都不清楚的诗。王维是有意识地安排他的自然意象，以创造一种神秘的气氛，一种‘无体性’（bodilessness），这样就取得一种抽象度，以使象征意义能清楚地表现出来。用这种办法，这首诗，就像王维的许多其他诗一样，虽然表面上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写成，却是利用了古代汉语那种简洁和含混结合的敏锐性，暗示表面之下潜藏着的哲理。”(转引自赵毅衡《诗神远游》）也就是说，中国古典诗歌的特殊句法，使非象征的意象获得了象征的普遍意义。

既然美国诗人庞德等人用这种创意英译的方法，能促进现代英语诗歌向“精确、简洁，以及日常口语的运用”转进，那我们在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界大量引进西方文化以建立现代汉语的“逻辑结构”给予正面评价的同时，对修复汉语原有优点的努力是否也应给予重视呢？

汉语言学研究者申小龙认为，“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由于语词及其组合不受形态成分的制约，汉语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随上下文的声气、逻辑环境而加以自由运用。语素粒子的随意碰撞可以组成丰富的语汇，词组的随意堆叠、包孕，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句子格局。汉语这种富有弹性的组织方略，为主体意识的驰骋、意象的组合提供了充分的余地。它放弃了西方形态语言视为生命之躯的关系框架，把受冷漠的形态框架制约的基本语粒或语块解放出来，使它们能动地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体现出强烈的立言造句的主体意识。”（《申小龙自选集》）而要发挥汉语特长，像老舍、汪曾祺、王朔那样在现代汉语书写中引进口语，就是一条不错的道路。

所以，温伯格对王维《鹿柴》诸多译本的评论，简净勾画出来的不仅是现代翻译艺术的演化，也透露出诗歌鉴赏美学的嬗代。跟着他对译文做这样一场“美的巡阅”，我对王维原诗以及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理解也就更深入、更精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