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

“一带一路”源于历史，属于未来；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习近平同志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治理”，“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比较两届高峰论坛上习近平同志发表的重要讲话可以发现，第一届讲“一带一路”侧重问题导向，即着眼于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这“三大赤字”，第二届则侧重目标驱动，即通过中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推进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化进程、完善全球治理作出新贡献。

推进金融治理脱虚向实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带来全球化顺利发展的巨大机遇，也造成诸如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以至于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出现逆全球化现象。全球的热钱流动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大弊病，“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治病的药方。这笔热钱流到哪里，哪里就出现经济泡沫；从哪里流出，哪里经济就坍塌。热钱流动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负面的效果，导致少数人获得极大利益而多数人受损。“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使全球的资本向基础设施、实体经济的方向流动，把热钱变成冷钱，把虚钱变成实钱，把盲目流动的投资变成有目标有效果的投资，这就是中国为全球治理开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药方。比如，在基础设施领域，全世界需要几十万亿的投资，这个资金需求，恰恰是全球热钱流动的数量。两个数量如果对称起来，传统全球化中最负面的力量至少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习近平同志指出，“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着眼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让金融回归实体经济，“一带一路”正致力于转变全球化理念，推动改革传统全球化，为新型全球化提供更强劲动力。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要内容，“一带一路”建设牵住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闪富，通网路。这是中国脱贫致富经验的形象总结。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勾画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逻辑起点。有外国学者研究指出，未来4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入量将超过人类过去4000年。传统全球化中的关税减让，最多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5%，而新型全球化中的互联互通，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10%至15%。国际咨询机构麦肯锡咨询公司曾预测，如果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建设在沿线国家能够成功，到2050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将为全球带来80%的GDP增量和30亿新中产阶层群体。该机构也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进行了估算，预计每1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创造3万至8万个就业岗位，新增GDP25亿美元。

通过倡导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正在治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顽疾，引导热钱流向实体经济，消除国际金融危机之源，让全球化惠及更广泛的民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资本导向的全球化，私人资本不愿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本主义的政治周期无法满足长、慢周期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本全球化服务于选票而非老百姓，致使全球基础设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短板：发达国家基础设施面临升级换代，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原有国际体系主要由一国提供安全、金融公共产品，现已不适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与中国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将新自由主义推动的资本导向的全球化转变为发展导向的全球化，让投资回归实体经济而不是制造越来越多的金融泡沫，是应对民粹主义挑战，实现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化的希望所在。

推进能源治理让世界亮起来

今天，世界上还有11亿人没有用上电，其中非洲有5亿至6亿人，印度有3亿人。这难道是“环球同此凉热”的全球化？

为何21世纪的人类，仍然遭受能源短缺问题困扰？究其根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世界能源分布不均衡。“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水能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俄罗斯、东南亚等地区，风能主要集中在中国“三北”、蒙古国、中亚及俄罗斯北部沿海等地区，太阳能主要集中在西亚、中国青藏高原等地区。二是缺乏技术，没有实现工业化。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日照充分而缺电，拉美地区水量充沛而缺电，中国能源企业过去投资，有水的地方“发水”（水电），有光的地方“发光”（光伏），有风的地方“发风”（风能），可以帮助当地彻底解决能源短缺问题，同时减少碳排放。三是能源使用效率很低。

“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世界分享发展经验的合作倡议，让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不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样做不只是凭良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是凭实力：中国最复杂的生态环境，最密集的人口分布，超强的治理运作能力，练就了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绿色低碳技术和可持续发展模式，彰显了类似中医统筹协调、标本兼治的智慧。这就是习近平同志2015年在联合国总部提出的全球能源互联网计划——通过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三位一体”，实现全球能源互通有无，彻底解决人类能源短缺和转型问题，实现“既要马儿跑，马儿又不吃草”——既要发电，又要减少碳排放，从而真正让世界亮起来。为什么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在于其体制上统筹协调，文化上标本兼治，所以能综合施策，实现“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跨国互联”的电力发展格局。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办公室就设在北京。这是“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中国智慧解决人类问题的很好个案。试想，如果没有“一带一路”建设，不知多少发展中国家还要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共建“一带一路”就是与中国分享现代化经验的过程，避免走西式现代化的老路、弯路。中国的市场化能力超强，西方的先进技术、高标准全球化只有通过中国的“转换器”，才能更好适应世界各国国情，才能更好完成市场化。因此，只要不带偏见的西方国家，都是欢迎“一带一路”倡议的。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总体上分为国内互联、洲内互联、洲际互联三个阶段，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建成。届时，全球清洁能源比重可提高到8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量可控制在115亿吨左右（仅为1990年排放量的一半），逐步形成电能主导、清洁发展的能源格局。世界将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能源充足、天蓝地绿、亮亮堂堂、和平和谐的“地球村”。

推进全球治理公正合理

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从更普遍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建设是发展导向的全球化。特别是在第二届高峰论坛上，习近平同志更加强调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建设绿色、廉洁、数字化“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传统西式全球化的扬弃，正在开创新型全球化。今天，西式全球化已走向碎片化，呈现出种种全球化悖论。

单向度全球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当今世界（生产力）产出的八成来自沿海地区一百公里的地带。这种西方中心的海洋型全球化其实是“部分全球化”。

中心-边缘模型分工体系。传统全球化形成一套世界分工体系，发达国家掌握资本和核心技术，攫取大量非对称利益。

文明等级秩序。传统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发起，其主体文明是基督教文明，由此带来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全球化，其表征就是推广“普世价值”和输出“民主革命”。由此形成文明等级秩序，其典型特征就是地缘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内外有别。

区域化与全球化悖论。在实际操作中，凡是区域一体化程度高的超国家组织会自然出现一种“圈子化”的内化性，从而抵触进一步全球化。

如何克服上述悖论？如何改革传统全球化使之获得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的目光越来越投向中国，投向“一带一路”。

首先是实现陆海联通。从空间角度讲，“一带一路”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内陆国家寻找出海口，把内陆和海洋连在一起，实现陆海联通。同时，能够把小国联通在一起，建立大市场，让全球化无死角。其次是推进经济走廊建设，倡导全球化的本土化。“一带一路”建设不只推动企业“走出去”，而且推动“走进去”，与当地国家的发展项目相结合，用当地人希望的形式落地生根，形成“欧洲生产，欧洲消费”“非洲生产，非洲消费”局面，推动全球化的本土化，有效克服全球化水土不服问题。最后是以民生、发展为导向，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新动力。

“一带一路”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进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全球治理的合作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让沿线国家实现从被治理到参与治理，从而开启真正的全球治理新时代。这一贡献集中体现在提供国际合作公共产品层面。

器物层面：物质性公共产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尤其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民生导向、发展导向。

制度层面：制度性公共产品。中国发起成立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制度设计贡献。“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中国理念：共商共建共享。

精神层面：观念性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激活“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探寻21世纪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了全球治理的东方智慧、中国智慧。

总之，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边主义黄金法则，正在推进公正合理、包容普惠的新型全球治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