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俊

美国哈维·穆德学院的王汝烨教授回忆，三四岁的时候，一天晚上，他正坐在火炉边一个小马桶上方便，钱钟书、杨绛来了。钱钟书一见到他坐在马桶上使劲儿的样子就哈哈大笑，马上找来纸和笔给他画像。三笔两笔就画了张素描，把他画成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后来有一次王汝烨到钱家玩，一下翻出好几张钱钟书画的素描，和他方便那张一样的风格，画的有各种人体。《我们仨》中收有钱瑗为爸爸作的画，其中两幅是钱钟书坐马桶像，可比照他为幼时王汝烨所作的画，也是很有趣的。

王汝烨说：“我从小就知道了钱伯伯爱画画。”其实，钱钟书作画的兴趣一直可追溯到少年时。那时候，中药由两层纸包裹，外一张白纸，内一张印有药名和药性。这种纸干净、吸水。钱钟书在八九岁左右，常用包药纸临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印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中之画”。他给自己取别号“项昂之”，每幅画后必署别号，很是得意。

钱钟书虽喜作画，但并不善画。在桃坞中学上学时，有一次，同班同学叶谦吉到钱钟书的房间和他一起画解析几何课的图，看到钱钟书没画好，便说：“这种图交上去一定不及格。我来帮你画，保证你得甲等，你帮我写中文作文。”钱钟书高兴地答应了，结果他们俩一起得了甲等。这是晚年叶谦吉先生回忆的情形。

在清华读书时，钱钟书是出了名的才子，免不了有几分少年狂气。他上课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总是第一。那时他做笔记的习惯还未养成，但上课也带着笔记本，“却是在本子上乱画”。同桌许振德上课时注意一女生，钱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许眼变化图》，在同学中颇为流传。钱钟书后来还得意地画给杨绛看。

牛津大学留学时期，钱钟书开始大规模做读书笔记，偶尔偷闲也会在笔记上画上几笔。读钱钟书手稿，常见他三笔两笔在各类笔记本上作的画，倒也惟妙惟肖。杨绛回忆，在牛津时，钱钟书午睡，她在一边临帖，后来写着写着睡着了。钱钟书见状，饱蘸浓墨，准备给夫人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黑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回国以后，钱钟书作画的“恶作剧”开始用在女儿钱瑗身上。钱瑗临终生病期间，在病床上着手写《我们仨》，可是仅仅写了几页开头，身体就不允许写下去了。在其手稿中，她回忆道，四五岁时，“爸爸不仅用墨笔在我脸上画胡子，还在肚皮上画鬼脸”。杨绛回忆，那是回国后在上海的一个暑假，大热天女儿熟睡，“他在她肚皮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晚年，钱钟书作画的本领发挥了“重要作用”。钱家雇一阿姨，不识字，买菜时就让钱钟书画出来。钱钟书画人尚可，画物即显为难。王汝烨教授看了这些画后，很感慨：“这些画比他画人的水平差多了，看来即使画这种画也要用心，要有灵感的。实用的画不好，消遣的就有了灵气。”

杨绛说，钱钟书“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只恨不善画。”她认为，不管是早年画《许眼变化图》，还是晚年作画，都是“痴气”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