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泽文

尽管我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但正常的阅读生活还是从1978年开始的。毕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与持续深入，个人的阅读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即可以独立自由地公开阅读各种书籍。

1978年9月，我从乡村进入县城读高中。尘封了多年的学校图书馆开始向学生借阅各类文学作品，我的课余时间也因此几乎在阅读中度过。不过那时所能阅读到的国内文学作品还是以红色经典为主，印象中主要有《青春之歌》《红岩》《红日》等十余部。至于外国文学，则以苏联文学居多，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青年近卫军》，等等。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新时期文学”出现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不仅停笔多年的中老年作家重返文坛，而且青年作家也纷纷涌现，整个文学界可谓盛况空前，佳作迭出。记得当时我阅读过的长篇小说有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尽管当时在远离故乡的城市求学，父母所寄的生活费有限，但我还是能通过节省其他开支来购买经典文学作品。像《简·爱》《复活》《红字》《苔丝》《红与黑》《茶花女》《包法利夫人》等重新再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依靠压缩伙食费购买收藏的。虽然生活贫困，但阅读让人感到了另一种“富有”，以至于师范毕业后我很快乐地在一所乡村中学度过了三年幸福时光。在教学之余，我几乎读遍了当时国内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不仅订阅了《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而且还购买阅读了柯云路的《新星》、苏叔阳的《故土》、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以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平凡的世界》对我的心灵震撼最大，对我的思想影响也最深。一个人身处平凡的世界，苦难与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梦想，安于现状，缺少追求与奋斗的勇气。于是，我勇敢地奔向外面的世界，先到县城，再到繁华城市，不论谋生如何艰难，但始终没有放弃阅读。尤其是被物欲所累和被人情所伤的时候，我就通过阅读来“休养”与“疗伤”。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终于在远离故乡的一座城市得以安身栖居。一份与文字打交道的职业让我衣食无忧，而不断购进的文学书籍则让我避免了精神饥饿。作为一个民间阅读者，对于那些不断出版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出版社，我心生感激与倍加赞赏。像漓江出版社可谓气派十足，竟能组织策划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将跨时近一个世纪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奉献给广大读者；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外国文学名著精品”系列丛书，将18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末最有影响的外国作家的代表作品“一网打尽”；云南人民出版社则推出了“拉丁美洲文学丛书”，首次将拉美一大批当代优秀作家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其中就有享誉世界文坛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可以说，仅仅这三家出版社推出的外国文学作品，就让我的阅读视野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里显得异常开阔。

进入新世纪之后的这十多年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购书的途径除了实体书店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网上书店可供选择。我的阅读兴趣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阅读的重点开始转向关注环境、关爱生物和倡导自然伦理观的作品。比如法布尔的《昆虫记》、梭罗的《瓦尔登湖》、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麦克基本的《自然的终结》、缪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等等。正是通过对“绿色经典”的反复阅读，我才越来越明白：原来我们所崇尚的工业文明最终只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对抗。人类只有通过警醒和反思，努力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与和谐，确保人与自然的同存和共荣，才会有光明的坦途……

40余年的阅读生活，让我避免终其一生都只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打转；而精神生活的富有，则让我保持内心的澄明与生命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