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 越

《宋元梅花合卷》中收有吴镇的《墨梅图》，右侧为乾隆君臣题诗。

徐禹功作《雪中梅竹图》。

杨仁恺临摹《宋元梅花合卷》（部分）。

吴瓘《梅竹图》。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宋元梅花合卷》，这是一件复制品，是杨仁恺先生临摹的，凝聚了杨老对文博事业的痴爱和他深厚的书法绘画功底。

《宋元梅花合卷》原件也收藏于省博物馆。合卷有宋元时期三位名家的墨梅，后配有扬无咎等宋元明清14人、33段题跋。跋文内容显示，是北宋僧人释仲仁开创了墨梅画法，花鸟画高手宋徽宗还讥讽其中一幅画为“村梅”。

史记

释仲仁始创中国墨梅画

中国古代的画梅之风兴于宋代，而墨梅画法的创始人是北宋时住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华光寺的僧人释仲仁，人称华光长老。据元代画家王冕《梅谱》记载，因为华光长老酷爱梅花，便在住处屋旁种植了许多梅树，“每发花时，辄床据于其下，吟咏终日，人莫能知其意”。

一天，释仲仁月夜未眠，“见疏影横于其纸窗，萧然可爱，遂以笔戏摹其影。凌晨视之，殊有月夜之思”。释仲仁始不用颜色，仅用浓淡的墨色晕染画梅，将梅花枝干虬曲、疏影横斜的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有“墨梅始祖”之称。他使中国画向写意方向发展，表达的意境更为悠远，此后还开创了岁寒三友图（松、竹、梅）这类题材。北宋文学家黄庭坚曾赞其画：“雅闻华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烦恼。”

释仲仁写有《华光梅谱》一书，总结画梅的口诀、取象、三十六病诀等。他认为世上有10种梅花，其中山梅、江梅、野梅，应是指大自然中的梅花，而官梅、园梅、盘梅等应为园艺师造型浇灌出来的，并指出“十种梅花木，须凭墨色分，莫令无辨别，写作一般春”。

据宋代文献记载，北宋末年，为避战乱，释仲仁来到清江（今江西樟树）慧力寺居住，将墨梅画法带到了这里。南宋画家扬无咎(字补之）也是清江人，于是经常慕名前去交流画艺，“遂得其传，补之所作，后益超出，格韵尤高”。

扬无咎的墨梅师承释仲仁，又有所发展变化。扬无咎创制出用劲健的墨线圈勾梅花之法，成为墨梅艺术史上地位极高的画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四梅花图》，就是扬无咎传世的代表作，其实他在当时已经声名远扬，人称“得补之一幅梅，价不下百千匹”。

扬无咎曾将自己的梅花图送到宫中，但花鸟画大家宋徽宗看了并不喜欢，讥讽其是“村梅”，扬无咎并不以为耻，索性在他的画上署以“奉敕村梅”字样，既是一种自嘲，也是一种自傲。相比宋徽宗重瓣繁花、典雅华丽的“宫梅”画风，扬无咎的疏枝冷叶、简淡野逸之气更符合中国文人气质。

杨仁恺最大特点是“特别勤奋”

“传移模写——中国古代经典绘画摹本展”策展人杨勇告诉记者，1952年，杨仁恺调到辽宁省博物馆（原东北博物馆）工作。不久，辽博为满足书画研究、展示与传承的需要，与荣宝斋、鲁迅美术学院等单位合作，开展了古书画的摹制工作。时任研究员的杨仁恺与邀请来的专业画家朝夕相处，共同探讨临摹技法，甚至对线条虚实如何再现、大面积的重色色块如何反映这样细微的难点都不放过，一一协助解决。

杨仁恺当年出面邀请著名工笔花鸟画家于非闇到辽博临摹了五代黄荃的《珍禽图》和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在临摹过程中，于非闇发现《珍禽图》在绘制敷色上有许多诀窍，于是他和杨仁恺共同探讨，反复试验临摹，研究出难度很大的敷色技法，尤其在画乌龟的时候，如何将龟的神情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是很难的事。他们几经琢磨、几度失败，终于悟出其中道理，让摹品达到接近原作的效果。

1954年，杨仁恺动笔挥毫，先后为辽博摹绘《万岁通天帖》《宋元梅花合卷》等书画，凝聚了杨老对文博事业的痴爱和他深厚的书法绘画功底。

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曾被安排做杨仁恺的工作助手，他也是杨老带的最后一届硕士研究生。董宝厚发现，杨老临摹书画作品与其他书画家不同，他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来选择临摹对象，常常从书法史学者和鉴定家的角度，对所临作品熟读深思，故而书艺画技提高的同时，一篇篇立论精确的文章也随之诞生。比如杨仁恺临摹完成《宋元梅花合卷》之后，1955年便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研究文章《徐禹功等宋元梅花合卷》。

回忆起在杨仁恺身边的5年时光，董宝厚无限怀念：“杨老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勤奋，他为辽博征集文物、开展鉴定研究、出版馆藏图录，仅留下的60本鉴定笔记，就有240多万字。对辽博的馆藏书画珍品，杨老几乎都有专门的考订研究，为辽博的业务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他殚精竭虑、努力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光大文博事业，他身上有老一辈学者锲而不舍的风范。”

杨仁恺一生著作颇丰，著有《唐簪花仕女图研究》《叶茂台第七号辽墓出土画考》《国宝沉浮录》《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学稿》《聊斋志异原稿研究》等专著十多部，主编《中国书画》《中国古代书画图录》等图书数十种。其中历时30多年写就的《国宝沉浮录》是全面研究清宫散佚书画流传历程与历史艺术价值的巨著，一版再版，影响波及海内外。所著《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学稿》则开创性地以科学概念定义书画鉴定，构建了中国书画鉴定学的体系框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所主编的《中国书画》一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书画发展历史与鉴定、鉴赏知识，成为专业学习与研究的权威读本。在长达6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极具价值的学术成果。

三幅梅花在明朝时组成一幅长卷

这幅《宋元梅花合卷》收有三幅墨梅，是以南宋徐禹功《雪中梅竹图》为主体，加上元人吴瓘的《梅竹图》和吴镇的《墨梅图》。

徐禹功是南宋画家，工画梅竹，自号辛酉人、布衣，这幅画也是他存世的画作孤品。在此画左下角一竹节之中，书有“辛酉人禹功作”六字款署。画卷后，有宋朝皇族宗室、南宋画家赵孟坚的题跋，文中写到徐禹功的身世：“初不知禹功之能也，今观悟悦赜师所藏徐君禹功之作，盖于诸人之外，最得逃禅（即扬无咎）之体者，惜余前未闻知，后人吟更清……禹功云得之面授受法”。从中可以得知，徐禹功是南宋词人、画家扬无咎的得意弟子，得扬无咎潇洒清幽之趣。

看此图水墨画雪梅一株横空而出，梅花、梅枝、竹叶、竹节上覆盖一层薄雪，浓墨写枝，细笔钩花，绽开的花朵和欲放的蓓蕾傲雪挺拔，极富生机，表现出雪中梅花的坚挺与刚毅，让观者如临其境，冷香扑鼻、意境清新。在梅枝之间有几棵修竹穿插，其顶天立地的构图方式，为狭长的画卷增添出纵向的高耸之感，令人品味出作者细腻独到的匠心。梅与竹虽然枝叶交杂，却是避让有序，疏密得法，丝毫不显凌乱。

合卷中另两幅墨梅作者是吴镇和吴瓘，都是元代著名画家，同为浙江嘉兴人，且两人还是叔侄关系。

记者了解到，吴镇博学多识，性情孤洁，与黄公望、倪瓒、王蒙合称“元四家”，在此卷中的《墨梅图》虽为小幅游戏笔墨，但顿挫转折，笔法简逸苍劲，仍能见出深厚功力。吴镇非常喜爱梅花，在房前屋后种满了梅树，自号梅花道人、梅花和尚、梅沙弥。吴镇的侄儿吴瓘，也是元代著名的竹梅画家，吴镇曾有《竹谱》传于他。

杨勇告诉记者，在卷后南宋画家赵孟坚（字子固）的题诗中，叙述了墨梅自北宋开始的人物传承关系，被后世称为“赵子固梅谱”。赵孟坚本人也是扬无咎画梅传派的重要代表（其同宗族弟为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他在另一首写梅诗中，具体讲解了扬无咎所创的圈梅画法，如“笔头三踢攒成瓣”“稳拖鼠尾施长条”等，他对扬无咎的画梅法相当熟悉，因此对徐禹功师承的判断较令人信服。

这幅《宋元梅花合卷》是何时被集合装裱为一幅长卷的呢？

杨勇告诉记者，这个问题后世藏家乾隆皇帝在他的书房——三希堂里，也研究了好久，最后得出结论。他在卷中留下两处考证题记备忘：“卷中梅花三幅……最后徐守和诗并序，及追和柳梢青十词，再题二词。其卷首题签曰小清閟阁者，未详何许人，所标书画亦未分晰，计其收藏，当在徐守和之前，乾隆御识。”“自署小清閟主者，乃知是卷即为徐守和所藏，附笔识之以释前疑。”乾隆皇帝根据徐守和诗意推断，此画应该是在明代收藏家徐守和之前，由收藏者组合在一起，成为一幅墨梅主题长卷。

乾隆携四宠臣在画卷上留诗18首

记者发现，在《宋元梅花合卷》三幅墨梅图的画心上，写有乾隆皇帝及汪由敦、梁诗正、嵇璜、董邦达四大宠臣的三通唱和诗共16首，加上画卷引首乾隆帝诗一首、梁诗正和诗一首，全卷共计18首。由此可见乾隆皇帝的珍爱之情。

细看《雪中梅竹图》画心上方大字，有乾隆皇帝诗题：“评量香色语虽工，谁议原来气味同。未必陶翁腰便折，管教荀令袖难笼。乾隆御题”。下边小字，从右至左，分别是四位受宠文臣的和诗，诗的结尾都是押“笼”字韵。

“唱和诗，是古代皇帝和臣子吟诗作赋的游戏。”董宝厚介绍，唱即一个人先写了一首诗，然后第二人依第一人所作诗的题材、原韵，作诗酬答。能有资格陪皇帝唱和对诗的，都是深得皇帝嘉许的才子宠臣，他们大多文思敏捷、操笔立就，而因为乾隆皇帝附庸风雅，臣子吟诗作赋也格外用心。有数据统计，乾隆皇帝保留至今的诗歌共计4万多首，以其一个人的精力所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数量，因此学术界认为，署名乾隆皇帝的诗歌中，有很多代笔之作，和珅就是他的代笔人之一。而对臣子来说，自己所作的诗歌能被皇上看中并署名，也是非常荣幸的事。

与乾隆皇帝唱和对诗的这四大宠臣也都不一般：梁诗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太子太傅，常随乾隆帝出巡，朝廷重要文稿多出自其手。他擅长书法，长期修撰官书，主持或参与编撰了《三希堂法帖》《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等。

汪由敦，乾隆年间累官至吏部尚书。他记忆力超强，过目不忘，且为人沉静寡言，遇事有识，对皇上意图理解得当，所以当乾隆皇帝谒陵及巡幸江浙等地时，均命汪由敦随行。他不仅政绩和军功显赫，还以书法和诗词文章见称。乾隆皇帝为了夸耀自己的“十全武功”，下令编写《平定金川方略》和《平定准噶尔方略》两书，都由汪由敦担任总裁。

嵇璜，清朝水利专家，官至工部尚书，以治理淮河、黄河有功著称。他还精于书法，曾参与《三希堂法帖》的编纂，因他与乾隆皇帝同岁，曾数次随从南巡。他80岁大寿时，乾隆皇帝还特制诗联相赠。还有董邦达，官至礼部尚书，其山水画取法元人，善用枯笔，与董源、董其昌并称“三董”。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