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巍
《绿皮书》剧照
2月25日,获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原创剧本奖, 3月1日在国内上映的电影《绿皮书》,其故事发生在1962年,当时美国的种族平等在法律上虽被认可,但在观念与日常行为中,白人、黑人、欧裔、亚裔却依然有着高低贵贱之别,种族平等是凭借严格的“隔离”恪守的。美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绿皮书》是一本专为美国黑人设计的小册子,它告诉黑人可以去哪里驻足、吃饭、喝茶,表面上是让黑人在白人主宰的世界里尽量畅通无阻,而实际上,“绿色”不是通道,而是禁止,是生而注定的肤色门禁。而电影讲述的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钢琴家唐·雪利博士的一段破冰之旅,他之所以冒险去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巡演,却只能获得北方演出酬劳的三分之一,是因为他认为“成为一个天才还不够,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是需要勇气的”。这段旅程危机四伏,雪利为了提升安全系数,高薪聘用曾在纽约夜总会工作的意大利裔白人托尼为司机兼保镖,托尼的特长是“危机公关”。于是,类似好莱坞公路类型片“在路上”的旅途便展开了。
唐·雪利是黑人,是雇主,是音乐家,是博士,他富有、高贵、自律、不苟言笑;托尼是白人,是雇工,是小混混,他措辞俚俗、行为乖戾、势利狡黠、好勇斗狠却也不失善良。这样的差别有些类似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中的人物设定,女孩是殖民者,但是贫穷;男孩是中国人,但是富有。他们各自有着各自阶级的心理优劣和俗世之扰,难以黑白分明地区分孰高孰低。倘若祛除肤色的差别,雪利和托尼的人生轨迹本应是平行的,可“三重奏”的南方巡演使他们各自的人生遭遇到了拐点,从各自的起点出发,向着另一个方向迈进。影片结束时,雪利的情义变得柔和大度,托尼的气质也渐显温情含蓄,他会在给妻子的信中写出爱恋一个家、一座房子的绵绵情话。可见,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发生在特定人物身上,我们以惯常世俗观点认定的高贵与贫贱的距离并不遥远。
1962年的美国,种族歧视的阴霾无处不在。雪利与托尼之间最初的互不认可都是可以磨合的,比如托尼将礼品店散落在地上的幸运石据为己有,而雪利让其归还;比如雪利禁止托尼在车内吸烟,而托尼却说烟吸进的是我的肺,与你何干;再比如托尼对雪利等黑人的看法是他们喜欢爵士乐、喜欢吃炸鸡,雪利则直言不讳地反驳,你这是管中窥豹。尽管不那么和谐,但会以一方的妥协或视而不见告一段落。直到托尼因袭警被关押以及雪利因性侵被缉拿两个极端事件的发生,两人的分歧才得以升级。雪利斥责托尼以恶制恶或冠冕堂皇地贿赂警察,而托尼则理直气壮地辩驳,合同上写明我要保证你的演出如期进行,你不要管我用什么手段;气场强大的雪利则以静制动,“暴力永远不会取胜,保持尊严,才会赢得真正的胜利”。雪利也并不认为他直接打电话给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时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而是给他人带来麻烦的同时也让人低看了自己。尽管如此,雪利和托尼的友谊也在暗自滋长,冲突逐渐演变成可调和的一致。雪利被拒绝使用白人的卫生间,直至他被拒绝在白人的餐厅用餐,而他其实是那家餐厅圣诞晚会的真正主角。雪利在去与留的问题上将决定权抛给了托尼:“我会演出的,如果你让我这么做。”反转的主仆关系只因为他们的心底已经有了默契。至此,两人的意见惊人地统一:宁肯放弃演出,也决不放弃尊严。主办方禁止雪利在餐厅吃饭,那便以不合作的姿态拒绝演出,两人同时离席。随后,杰出的古典钢琴演奏家唐·雪利走进了黑人酒吧,在同肤色人的质疑、诧异与不解中弹奏起欢快、热烈而奔放的乐曲。这令人振奋的一幕非常类似于电影《卡萨布兰卡》中抗战首领拉兹洛在酒吧里率领众人唱响的《马赛曲》,那里的歌声与这里的乐曲、舞蹈同样象征着自由、团结与抗争。即便这样,雪利也有自己的原则,在狂欢的酒吧演奏之前,他饶有意味地拿下放在钢琴上的酒杯。无论如何,音乐之于他都是神圣的,就如雪利本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的,“黑人通过音乐获得的体验,带着一种尊严,这
就是我一直努力去做的。”音乐的尊严亦无处不在,“不是人人都能弹肖邦的,至少不如我”。
实际上,雪利博士的三重奏中的提琴手和贝斯手也并非纯正的美国人,影片中人物的英语交流中不时夹杂着意大利语、俄语、德语等混音。至此,如果我们仅把这部电影理解为倡导种族平等的主旋律影片,那我们难免窄化了导演彼得·法雷里的意图。影片的结局一如中国“贺岁片”里一贯的大团圆,热闹、喜庆、阖家欢乐,但这表面的艳丽其实难以掩盖人性的圆融。风雪铺就的平安夜,是雪利(雇主)而非托尼(雇员)开车回到家中;警察拦路截停车子不是因为“黑人禁行”而是因为轮胎瘪了;当铺的老板与典当者握手言欢……特别是当托尼的妻子热情拥抱了手捧红酒的雪利,仿佛《阿甘正传》中阿甘的婚礼上珍妮见到丹中尉时的场景,表面上,是妻子终于见到了丈夫一直提及的“隐形人”,更可能的是,妻子拥抱的是形塑了她丈夫的“天才”,因为她说,谢谢你帮他写了那些信。结局的温暖让我们相信,历史已逝去,未来仍可期。
(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