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师大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研究成果显示

北燕汉族掌权者生活方式鲜卑化

辽宁日报 2019年03月01日

本报记者 郭 平

大镂孔高圈足铜鍑

铜勺

虎子

1998年,考古工作者对冯素弗墓进行第二次清理。

冯素弗墓出土的印章。

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现场进行清理。

魏晋时期的辽宁大地,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替控制这里,在这一地区形成并留下了很多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遗迹、遗存。

由辽宁师范大学教授李玉君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史研究”团队,以民族交融的视角,进一步研究了魏晋时期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进程,这在北燕大司马冯素弗墓中得到直观的体现。

史记

大司马墓中的汉族元素

在冯素弗墓的随葬品甚至墓室的装饰中,处处可以看到北燕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和借鉴。

考古人员在冯素弗墓内的棺木上发现有彩画,这是中原地区自汉以来就流传下来的“葬以画棺”的做法;冯素弗墓石椁四壁的白灰面上,古人用黑、朱红、橙黄、绿等颜色绘有彩画,虽然遭到破坏,但是人们从残画中还是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头像,头戴二梁冠,完全是汉式官员的着装。

鲜卑族最初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记事都采用汉字。冯素弗墓出土的四枚印章全部采用龟钮,印纹为汉字,分别为“大司马章”“车骑大将军章”“范阳公章”“辽西公章”,所反映的官制是沿用了魏晋以来中原政权的制度。

此外,冯素弗墓随葬有一套精良的铜器如甑(读zèng,古代蒸器)、鐎(读jiāo)斗(古代炊具)、镬(读huò,古代大锅)、魁、尊、盏、洗、虎子等,基本上是汉墓中常见随葬品的沿袭;金珰、石砚、玉剑首等则是汉文化因素的体现。

推翻慕容氏统治的冯氏兄弟是汉族人

“对出土文物的族属进行准确判断是考古发掘工作中难度很高的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文物博物馆系讲师、博士徐学琳说。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史研究”项目首席专家、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玉君告诉记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同现代社会中的许多民族关系一样,并没有完全绝对的界限划分,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交流、交往、交融。”因此,这个课题研究不仅依据文献史料,还把考古发掘所取得的诸多成果纳入视线当中。

在民族交融特征明显的考古发掘成果中,北燕冯素弗墓无疑是个重要遗迹。

记者了解到,1965年9月12日,北票县西官营子公社的几名社员在公社所在地的西官营子村东割谷子。西官营子村东有一道南北走向的山冈,原名为“将军山”,社员割谷子的地点位于将军山的东坡。劳作的间隙,他们到坡地下面当地称为“馒头沟”的沟沿上休息,忽然发现小土沟边露出一角大条石。

由于当地村民相传这里为“王坟”,这是辽西一代对古墓的笼统叫法,几个农民就产生了盗挖的想法。

当晚,他们来到白天发现条石的地方,挖开封土,揭开条石进入墓内。他们怕墓内有“暗器”,又见墓内四壁石灰墙上满是彩画,感到害怕,就用钩耙一阵乱挠,将壁画挠掉,随后将墓内物品除棺木外,盗拿一空。

盗墓案第二天即告破,参与盗墓的人员很快被立案调查。公社人员随即将情况上报县里,县里感到案情重大,立即转报到朝阳地区,地区又报到省里。9月15日,省博物馆指派工作人员朱贵、徐秉琨赶到北票,并步行20公里,在半夜到达西官营子村。

我省著名考古学家徐秉琨在主持编撰的考古报告《北燕冯素弗墓》中回忆:“路上有人告诉我们盗案已破,已收缴回来三枚印章,其中一枚是‘大马童’。我当时心头一震,意识到这应该是‘大司马章’,‘童’是‘章’的误认,墓主人的身份之高在当时辽宁考古历史上前所未见。”

“大司马”一职的名称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王朝当中掌管军政大权的高级官员,并不经常设立,两晋以前的汉武帝曾封卫青、霍去病为大司马,足见其官职之高。

在考古人员认真清理古墓、追缴被盗文物的过程中,有关人员根据墓中出土的几枚印章及相关考古调查结果,很快就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他就是北燕重臣冯素弗。

徐学琳说:“关于冯素弗,《晋书》中在他哥哥、北燕的创立者冯跋的传记中多次提到。冯氏兄弟是为避乱来到当时鲜卑族的统治区,史载他们是毕万的后人。毕万是春秋时期晋国的重臣,其后人开创了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史料中这些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就是冯氏兄弟是来自中原的汉族人。”

关于冯氏兄弟创立北燕的过程,《晋书》有这样的记载:冯素弗同几个兄弟在外游玩,看到有一条金龙从河上游浮水而下。于是,冯素弗问几个兄弟:“你们看见什么没有?”大家都摇头。冯素弗就将看见的东西从水中捞出来给大家看,大家见了都认为非常吉祥。后来,后燕的末代皇帝慕容熙听说了这件事,就向冯素弗要,冯素弗不给,再加上冯跋又犯了错,于是慕容熙就对冯氏兄弟动了杀机。为了避祸,他们兄弟几人躲到了山里。当时后燕赋税劳役繁重,民不聊生。在这样的形势下,冯氏兄弟商量:“慕容熙昏庸暴虐,还忌恨我们兄弟,现在我们自首没有生路,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不如起来造反,自有一番功业,如果不成功再死,也不算晚。”此后冯氏兄弟设计斩了慕容熙,于公元407年创立了北燕。

从这段史实来看,冯素弗也算得上是北燕的开国功臣,更何况《晋书》载,冯跋即位之前还说:“范阳公素弗才略不恒,志于靖乱,扫清凶桀,皆公勋也。”后人理解,冯跋此番话大有让贤的意思。

汉族统治者接受鲜卑族生活方式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一件大镂孔高圈足铜鍑(读fù),它是冯素弗墓出土的重要文物,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的特征。

据介绍,大镂孔高圈足铜鍑是煮食用的锅,这种形制的炊具是适应野炊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是固定在地上的锅灶,而是走到哪里都可以就地生火,随时起炊。高圈足下边的底圈着地,可以保持整个炊具的稳定,3个大镂孔既便于从不同方向点火续薪,又保证了火焰的全面上燎,以使整个鍑底和鍑围大面积受热,加速食物的炊熟。因为三面都有孔,炊食时还可以适应不同的风向。用完之后,提起便走,十分简便,既适于游牧生活,也便于行军作战。自公元前1000年开始,这种鍑类器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草原及其邻近的广袤地带。

徐学琳说:“我们说冯素弗这个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族人生活方式鲜卑化,或者如一些学者提出的北燕‘胡化’,不仅仅是从大镂孔高圈足铜鍑这一件随葬品上得出的结论,其在考古发掘的诸多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

《晋书》载,冯素弗于公元415年去世。“跋哭之哀恸。比葬,七临之。”当时北燕君主冯跋对这位弟弟感情深厚,可以推测冯素弗的葬礼带有当时北燕国葬的意味。

那么,与实际考古调查相结合,人们注意到,如此高规格厚葬的大司马墓有着非常明显的鲜卑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

冯素弗墓的墓穴中,是用灰白色砂岩砌筑的石椁。椁室平面略呈长方形,但上大下小、西宽东窄。

慕容鲜卑是东胡族系,石椁墓葬是这个从鲜卑山走出来的游牧民族的墓葬传统。他们到了辽西以后,一改汉魏以来在辽西大地流行的土坑砖椁墓的葬俗,决然恢复了先祖东胡的风俗习惯,采用石椁墓。

冯素弗墓不仅采用了石椁墓,而且其墓室前高宽、后低窄的形制也与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相一致。

不仅墓室如此,墓的朝向也不同于汉族墓葬多采用南北向的布局,它遵从了游牧民族的传统,头西脚东,墓室是东西向的。

当年的北燕君主不仅采用鲜卑的葬俗安葬自己的弟弟,在祭礼上也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方式。考古人员在墓坑的西壁上挖出一个龛台,发现一件大壶和一个大罐,上面横搭着牛的一组肋骨和一份腿骨。

徐学琳说:“这个龛台上的祭祀用品同样具有典型的鲜卑族特征。”

据介绍,《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有乌桓、鲜卑的祭俗是“祠以牛羊”。而壶和罐的由来历史更为久远,《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有“单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将段彬将兵赴吊,祭以酒米。”北方游牧民族早期不事农耕,酒米都来自中原,所以酒米是古代北方稀缺之物,由此也成为重要祭品,而盛放酒米的器物便是壶和罐了。

冯素弗的葬礼主要形制采用了鲜卑族人的传统方式,从中不难看出,这些早年来自中原的汉族统治者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鲜卑族的一些重要生活方式。

汉化进程从未停止

鲜卑族从走出大山建立政权时起,就一直重视学习和吸收中原文化,到了北燕时期,身为汉人的冯氏兄弟尽管部分接纳了鲜卑文化,但是仍然在推进这一汉化过程。

《晋书》载:跋下书曰:“今疆宇无虞,百姓宁业,而田亩荒秽,有司不随时督察,欲今家给人足,不亦难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这位北燕开国君主这段诏书的意思是,现在国内没有战患,百姓安居乐业,但是田地荒秽。种植能养蚕的桑树、柘树,是人们生活的根本。这个地方桑树少,人们还没有得到好处,可命令百姓每人种植100棵桑树,20棵柘树。这一政令推动了更多的鲜卑人开始定居生活。

《晋书》中还记载,跋下书曰:“武以平乱,文以经务,宁国济俗,实所凭焉。自顷丧难,礼崩乐坏,闾阎绝讽诵之音,后行无庠序之教,子衿之叹复兴于今,岂所以穆章风化,崇阐斯文!可营建太学,以长乐刘轩、营丘张炽、成周翟崇为博士郎中,简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教之。”这段诏书指出,安定国家,匡救时俗,凭借一文一武。自从中原大乱以来,礼崩乐坏,民间再没有进言颂扬的声音,年轻人没有学校的教育,我们还怎么能整肃和彰明教化百姓,推崇良好的社会道德。现在命长乐的刘轩、营丘的张炽、成周的翟崇任博士郎中,选拔2000石官员以下、年纪在15岁以上的子弟来接受教育。

兴建太学,选拔官宦子弟接受教育的做法,将此前慕容鲜卑政权“尚经学”的意愿进一步落实并发扬光大。 (省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