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医五十载 父子俩成村民心中的“120”

辽宁日报 2019年02月20日

盖首钟 本报记者 张 旭

杨泽林(右一)一家五口在一起(左一为杨贺巡)。本报记者 张 旭 摄

杨泽林(右)与杨贺巡(左)正在探讨医学问题。本报记者 张 旭 摄

在凌源市松岭子镇南洼村,今年80岁的杨泽林在乡村行医四十余载。其子杨贺巡从小耳濡目染,跟随父亲学习中草药知识,2005年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此子承父业,守护村民健康。50多年来,小山村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父子的足迹和汗水。如今,杨泽林变成了村民口中的“杨爷爷”,杨贺巡肩扛药箱忙碌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里。在村民们心中,杨家父子的作用不可替代,因为他们就是村民身边的“120”。

“听诊、把脉、打针,在乡村医生岗位上我干了一辈子。我今年80岁,眼神儿不好使了,腿脚也不利落了,村民们有事都来找我儿子杨贺巡。最近,我在整理医书,想把这些留给孩子们,让他们更好地为乡亲们服务。”在凌源市松岭子镇南洼村杨泽林家,杨泽林一边整理医书一边对记者说。

“乡村医生工作辛苦,收入也不高,但我心甘情愿。因为这个职业让我的人生充满阳光,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让乡亲们有病能及时医治。”采访中,杨贺巡这样说。

上世纪60年代,杨泽林当上一名赤脚医生

上世纪60年代,地处偏远山区的南洼村缺医少药,看病难问题一直困扰着村民们。临近而立之年,杨泽林突然有了当一名赤脚医生的想法。“那时的赤脚医生,指的是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说得通俗些,就是光着脚丫下田种地的医生。”杨泽林解释道。

刚开始学医时,杨泽林一方面是靠书本,另一方面是跟别人偷艺。只要发现哪个老中医给人看病,杨泽林就凑到跟前不耻下问。当时松岭子镇有家医院,杨泽林没事就往医院里跑,主动帮助医院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时间长了,医生们对杨泽林逐渐有了了解,会把一些常见的病理病因方面的知识讲给他听。通过自学和他人指导,杨泽林很快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后来,杨泽林又在辽宁中医学院(2006年更名为辽宁中医药大学)进修三年,获得大专文凭,并获得了国家承认的农村行医资质。

“那时村里没有水泥路,更没有摩托车,村里村外、山上山下全靠步行。那个时代的赤脚医生很穷也很苦,缺少药材就自己上山去采,好在山里的常用药材种类很多,什么刺五加、黄芪、柴胡、知母、防风、赤芍、苍术、党参等应有尽有。”杨泽林说。身背药箱,打针、送药、针灸、拔罐、开方抓药,自从杨泽林行医那天起,就这样一直忙碌着。

“过去吃不饱穿不暖,村民们更没钱看病。那时你要是给他一片止痛片,村民们都感激不尽。”杨泽林说。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杨泽林从来都是能为别人节省就节省,有的人家太穷了,他就干脆给予免费治疗。“反正是自己上山采的药,不值几个钱,能帮人一把就帮人一把吧。”杨泽林说。

那些年,南洼村的村民有个头疼脑热的,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找杨泽林大夫。因村民居住得非常分散,村组之间绕山走,所以几乎每一天,杨泽林都要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山间小路上。40多年里,杨泽林已记不清出诊多少次,更记不清给多少人看过病,只要有人给他打电话,无论春夏秋冬,无论白天黑夜,他马上提起药箱就走,因为杨泽林心里清楚,患者的生命高于一切。

从小耳濡目染,杨贺巡子承父业成为乡村医生

“贺巡学医是受我的影响,他小时候就和我上山采药,长大后又在朝阳市卫生学校学习3年,现在也是一名乡村医生,如今村民们求医问药都找贺巡,遇到特殊病例,我们会在一起研究探讨。”杨泽林说。杨贺巡从小耳濡目染,跟随父亲学习中草药知识,2005年,从朝阳市卫校毕业后,他从父亲肩上接过担子,扛起父亲留下的药箱,一干就是十多年。

“乡村医生不像大城市医院里的医生分工那么细,大夫、护士、家庭保健医师的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完成,所以,常用药、急用药、针头、输液器都得在药箱里配备齐全。”杨贺巡翻开随身携带的药箱给记者看,“最开始,我用的药箱是父亲传给我的,那个药箱不能用了之后,我自己买了几个人造革的药箱都没用住,现在用的这个是一名患者从网上给我买的,牛皮做的,很结实。”

十多年来,杨贺巡的药箱换了一个又一个,交通工具也由当年的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无论风霜雨雪,严寒酷暑,只要乡亲们的电话一打来,杨贺巡就会立刻背起药箱,骑上摩托车,翻山越岭来到急需救治的村民身边。

行医是有风险的,在偏僻的农村更是如此。2015年冬天的一场雪后,杨贺巡接到求医电话赶到山梁后的一户人家。生病的是这户人家的女儿,20多岁,患重感冒,家里只有老母亲陪着。杨贺巡按照规程把药配好,正拿着针头准备扎针时,患者突然昏了过去。患者母亲当场崩溃,抓着杨贺巡的衣服歇斯底里地怒吼和痛哭,房间里乱作一团。“快叫救护车,我女儿有事跟你没完!”老人哭喊着。杨贺巡回答说:“那根本来不及,要是信我,我来救她,出了事情,我负全责。”一阵心肺复苏后,患者有了微弱的心跳,但还需要强心针,杨贺巡骑上摩托车奔向诊所取药。

雪地路滑,取药的路上,杨贺巡险些跌入深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杨贺巡说:“我心里十分焦急,不知道怎么骑的车,怎么到的诊所,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马上拿到药救治患者。”取到药后,杨贺巡返回老人家中给患者注射了强心针。患者的血压渐渐地恢复正常,醒来后她说:“杨大夫,对不起啊,我刚才晕针,吓坏你了吧?”此时的杨贺巡真是哭笑不得。

十多年来,南洼村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杨贺巡的足迹和汗水,他的脑子里装着村民们的健康档案,谁家的老人患什么疾病,常用什么药,谁家的孩子有哪种症状,需要跟踪诊治都记得一清二楚。多年来,杨贺巡定期到几位身体状况不好的患者家中免费检查,并根据不同的病情、不同的季节,向他们提出健康建议。每次出诊,杨贺巡总是尽可能地多背上一些药品,顺道或绕道送给村民。有时赶在感冒多发期,杨贺巡一天就得诊治几十名患者,从早忙到晚;有时为了看护病人,一连两三天都回不了家。

他是“背着药箱的村主任”,从未让村民失望过

南洼村水泉沟村民组的王福堂,22岁患上双侧股骨头坏死而致残,至今孤身一人。十几年来,杨贺巡为王福堂每半个月体检一次,量血压、测血糖,让这个患病多年的老病号鼓起了生活的勇气。说起杨贺巡,王福堂眼含热泪地说:“要是没有杨大夫,我就活不到今天了。”

杨贺巡常年与患者打交道,村里每户人家的家庭成员结构、经济收入状况、文化程度、村民健康水平等他都了如指掌。他心里装着村民,村民们对他也特别信任,2016年,杨贺巡被推选为南洼村村主任。

当上村主任后,杨贺巡要处理全村1067口人的大事小情,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杨贺巡还是和往常一样,每天骑着摩托车,药箱不离身,坚持为乡亲们看病,村民们称他为“背着药箱的村主任”。

“平时,遇到急病的就先看病,不是急病的,我忙完村里的工作再去看病,村民们都很理解。”杨贺巡说。在两项工作时间发生冲突时,杨贺巡总是择重先行,两项工作都不耽误。

如今,除了作为一名乡村医生的责任,杨贺巡还肩负着乡村发展的责任。他深知这个责任就是从对一件件小事的处理、对每一位乡亲无微不至的关爱中体现出来的。村民中哪家出现了矛盾,哪家生活有了困难,杨贺巡总是第一时间赶过去解决。

几年前,一场大火烧毁了洼中村民组张春林的家,这个坚强的汉子一夜间头发花白了许多。在地方政府、村委会和父老乡亲的扶持下,张春林家盖起了新房。但张春林患有肺心病,一家人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了解到张春林家交不起合作医疗费用后,杨贺巡为张春林家垫付了两口人的参保费。张春林的女儿在凌源市实验高中就读,在杨贺巡的主导下,村委会与帮扶单位沟通,帮助她完成了学业。

为村民看病,当好村民健康的保护神;为村民服务,当好村民信赖的负责人。这个“背着药箱的村主任”,从未让村民们失望过。如今,南洼村建起了一座座大棚,2018年落成一个大型养殖场。

补记

仁爱之心

“儿子学医是受我的影响,我经常嘱咐他,如果愿意跟我干这行,就得好好学,就得付出辛苦。一天,我从外面办事回到家里已经很晚,看到儿子在沙发上睡着了,药箱还在肩上背着,让我这个做父亲的很心疼。”杨泽林说。

“心疼也没办法,医者就要有‘病人第一’的仁爱之心。我过去行医几十年,也都是这么过来的。深夜去给人看病是经常的事,有时赶上外面哗哗地下着暴雨,也得冒雨去给别人看病,因为人命关天,生怕给人耽误了。你想呀,假如病人病得不那么厉害,人家也不会深更半夜或者赶在天气不好的时候给你打电话。”杨泽林接着说。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工作上,那么,家庭的负担势必就会落在妻子的肩上。“我们家有地,还养牛养猪,家里的活儿我干得要比贺巡多一些,喂猪喂牛,地里地外,贺巡很少插手,有时我累急眼了会和他发火,不过事后还是会体谅他,我累只是身上累一些,而他却累在心里。”杨贺巡的妻子吕希英说。提起公公婆婆两位老人,吕希英说:“作为晚辈,我们尽量不惹老人生气,多年来,我和公公婆婆从来都没红过脸,就连一点儿小摩擦都没有。”

“过去,我父亲给人治病的时候,总是能为别人节省就为别人节省,看到有的人家太穷了,就直接给予免费治疗。平时,父亲总是教导我们,医者不仅要学习精湛的医术,更应该秉承医者仁心的美德,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杨贺巡说。

医者仁心,在当年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显得弥足珍贵,而潜移默化地,这个观念也如同血液一般注入了杨贺巡的骨髓之中。杨贺巡说,虽然当时赤脚医生的收入微薄,但是父亲积极、阳光而温和的性格,让家里充满了欢乐。他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就是晚上跟父母、两个妹妹围坐在一起,摆弄那些药材,小屋子里充满了用药香调和起来的温暖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