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农

鲁迅的《野草·雪》写于1925年1月18日，发表于1月26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11期。此时正是北京经常下雪的时节。

本篇写了三种降水：“暖国的雨”“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重点是南北两种不同的雪，“暖国的雨”只在开头提到一下，无非是文章的一个引子。

文章第一段描写“江南的雪”，淋漓尽致，非常优美。鲁迅是浙江人，对于故乡的雪景自有深沉的爱。第二、三两个自然段不再直接描写这种雪本身，而去写孩子们塑雪人的情形，显出一派童心。透过“江南的雪”，鲁迅看到了“青春的消息”，虽然还是“隐约”的。

第四、五两段转而写“朔方的雪”；第六段继续写“朔方的雪”，壮美之至；同时又与第一段提到过的雨相绾合。

江南的雪“滋润美艳”，“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而朔方的雪则是干的，“如粉，如沙”“决不粘连”，大风一吹，则“蓬勃地奋飞”，“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南北不同的雪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美，走南闯北的鲁迅全都能够加以欣赏。

在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后收入《彷徨》）里面也有一段关于这两种雪的描写：

……但现在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地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然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

这一段可以拿来同《雪》里关于江南与朔方两种雪的描写互相对照。比较起来，在《雪》这一篇中，作者对朔方的雪似乎更有感情，这大约与鲁迅总是更欣赏壮美的审美取向有关。他后来在一篇杂文中写道，他欣赏狮虎鹰隼一类猛兽猛禽，因为“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往，消去鄙吝的心。”（《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分化以后，鲁迅当时在北京大有孤军奋战之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成了布不成阵的“游勇”（《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但他不惮于单身鏖战。他将“朔方的雪”写成是“凛冽天宇下”的“孤独的雪”，尽管孤独，仍然“奋飞”，有着无限蓬勃的生气，内心燃烧着复仇的火焰。这里是不是寄予着他孤军奋斗以反抗黑暗现实的战斗豪情呢？

鲁迅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朔方的雪永远如粉，如沙，当然是孤独的，这恰如鲁迅在北京的孤军奋战，称之为“雨的精魂”，正可以照应开头的“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不变成孤独的雪也许是幸福的，但孤独的雪也自有其乐趣。

鲁迅将北方的雪和南方的雨联系起来写，不禁令人联想起他同当时南方革命策源地的联系。1924年11月，鲁迅亲笔写信给在广州的中共中央委员谭平山，介绍自己的学生李秉中进入黄埔军校（详见唐天然《对用“火与剑”进行改革者的支持——刘弄潮谈鲁迅和早期黄埔军校》，《鲁迅研究文丛》第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李秉中到达广州后写来不少书信，报告那边的情形，这些信有八封见于《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一书（北京鲁迅博物馆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读来大有兴味。1925年3月31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一个就在攻惠州，虽闻已胜，而终于没有信来，使我常常痛苦”，“攻惠州”指1925年2月讨伐陈炯明的东江之役，李秉中参加了这次战役，稍后曾有信来报告有关情况（详见李秉中4月9日致鲁迅的信，《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55-56页）。到1926年夏天，鲁迅终于也走出北京，到南方去了。

鲁迅在北京的时候，同中国共产党北方的组织也有某些秘密的联系。刘弄潮曾经受李大钊之托去看望鲁迅（详见刘弄潮《甘为孺子牛 敢对千夫指》，《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后来肖华清也曾代表组织与鲁迅联系过；鲁迅又保存了若干份中共北方区委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鲁迅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比较多的联系，应当是他在文化界坚持斗争的力量来源之一。

一方面追求光明，向往未来，一方面坚持在黑暗中的斗争，本是《野草》的基调，在《雪》这一篇里，同样可以听到这样的主旋律。

通观整本《野草》，有两个明显的特色，一是其内容，如日本学者增田涉所说，“虽说是散文诗，却不是抒情的，多数寄托着激烈的愤怒（具有政治的意味）”（《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二是多用象征的手法，比兴寄托，意在言外。唯其如此，研读《野草》必须联系相关材料，探究其象下之意，而不能只看它表面的意象。鲁迅本人在《野草》英文译本的序言中曾简要地讲过几篇的象下之意，给予读者极大的启发。我们大可由此得到启示，把这种言内言外的微妙联系放射到其他诸篇里去，从而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文学作品通过形象来反映生活、表达感情，所以很容易产生多义性。例如《红楼梦》的命意，即正如鲁迅所说，“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鲁迅本人的小说也曾引起不同的分析，最突出的是关于阿Q这个形象到底如何分析，就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意见。运用比兴象征手法写成的散文诗则往往具有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读者可以由阅读文本而产生各种联想，这种联想与作者创作时的浮想联翩可能不尽一致。欣赏是一种再创造，原作只是再创造的地基，在这个平台上读者有相当的自由；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情形经常发生。但我们总不能离开这个地基，一味天马行空地抒发己见，而应当从作品提供的形象出发，通过敏捷而适当的联想去把握原作。

我们读这一类散文诗时往往心事浩茫，浮想联翩，也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体会和联想添加进去，但同时仍须脚踏实地努力寻求原作的象下之意。

《雪》的写作路径也大抵属于“比兴”，从鲁迅这一篇散文诗中我们总是强烈地感受到他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同时也可以看到他敢于单身鏖战、反抗冷酷现实的斗争精神。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