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 爽

《刀兵过》封面

《寻找张展》封面

《唇典》封面

辽宁文学界始终存在着一个无法回避的“焦虑”，那就是在以优秀长篇小说为评选对象的茅盾文学奖上的空缺。补齐长篇小说创作的短板，也因此成为辽宁从文学大省向文学强省迈进的重要一步。近两年，多部重量级长篇小说作品的出现，令人对辽宁长篇小说创作有了新的期待。

三部长篇小说让人们看到了辽宁长篇小说创作新的希望

迹象是从2017年开始出现的。

辽宁作家孙惠芬的新作《寻找张展》成为第二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17）的5部年度金榜作品之一，这是一直主攻乡土写作的孙惠芬在城市题材写作上的一次突破，被《人民文学》杂志评价为“近些年创作中的一个异数。在满地蝼蚁般的无力青年形象过剩的情形下，在密密麻麻零余者书写已成为一种‘纯文学恶俗’之时，小说以罕见的饱满可感、真切可信的新人典型的书写，成为作家自己文学履历上的现象级力作；在真正具有内在力量感的青年形象已经缺席太久、遍寻无望之时，终于找到张展，这也许会是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

另一部同样发表于2017年的《唇典》，是作家刘庆积15年之功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在辛亥革命至改革开放初期的漫长时间跨度里展开叙述，全景再现20世纪东北跌宕起伏的变迁史，被国内多位评论家称为“描述百年东北文化心灵史的史诗性作品”。2018年7月，第七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揭晓，刘庆以小说《唇典》夺得首奖，成为继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阎连科后第五位获此殊荣的内地作家。

继以上两部作品之后，2018年8月，辽宁作家滕贞甫出版长篇小说《刀兵过》，短短数月即产生较大影响，成为第三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18）”入围作品。小说编织出一幅20世纪中国乡村波谲云诡的历史变迁图，有评论认为这部小说的阅读感受堪比《白鹿原》，“写乡贤的集大成者”。

三部亮眼的长篇作品，引起了文学界对辽宁长篇小说的关注，也让人们从中看到了辽宁文学创作新的希望。

三部作品都在辽宁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上做文章

从这三部作品入手，记者采访了两位文学研究者——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贺绍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希望从中找出一些辽宁长篇小说创作的特色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程光炜认为，辽宁是中国文坛上有突出成就的一个省份，尤其以中短篇小说创作见长，上世纪80年代，邓刚、金河等作家的作品，曾经轰动一时。长篇小说也出现过一些好作品，但进入新世纪之后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沉寂，这几年的势头是往上走的，老作家开始发力，新作家面孔出现，状况令人可喜。

程光炜说：“《寻找张展》对作家孙惠芬本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一个长期从事乡村题材创作的60后作家挑战城市题材和90后题材，难度不小。90后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和生存状况，是一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也是文学应该处理的一个主题，《寻找张展》不论是对作家个人还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都是一个突破。整部作品读了之后，有一种很痛的感受。”“《刀兵过》也是一部很下功夫的作品，一种带有地方志色彩的叙述方式。格局雄伟瑰丽，意境深远，读者阅罢，一定会放眼百年风云，反观自己内心深处的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可以说是近年来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中少有的佳作，一个大手笔的作品。”“《唇典》同样是写变迁的，是在东北大地展开的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东北的地域特色、语言风格特别鲜明。这三部作品中，它的东北味是最足的。”

贺绍俊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几部令人感到欣喜的作品，说明辽宁文学界已经注意到自己的短板，并为此付出了努力。长篇小说创作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不是说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也可以把辽宁文学前些年的沉寂看作是一个蓄势待发的准备阶段。

“如果说这三部作品有什么共同的特点，首先就是在辽宁的历史文化资源上做文章，比如《唇典》是以东北的萨满文化为基础的，《刀兵过》集中写了中国儒家文化怎么被东北的地域文化吸收；再有就是作家不仅仅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积累，还具备消化和处理已有生活经验的能力，《寻找张展》在这方面比较成功。”贺绍俊认为，“寻找”不仅是孙惠芬作品的主题，同时也可以用在对另外两部作品的分析上。

《寻找张展》：寻找一种人与人之间正常和谐的关系

贺绍俊说，《寻找张展》是一部很讲究的小说，小说名对应着小说的结构。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说的是小说名的前两个字：寻找。下部则说的是小说名的后两个字：张展。下部是以书信的方式讲述张展的成长经历，展示了一个年轻人从叛逆任性到自强奋进的变化过程。下部完全可以拎出来成为一部独立的小说，它既是典型的成长小说，也可以看作是励志小说。

张展这一形象将会让人们对90后这一代人的理解更全面完整一些。这恰好也是孙惠芬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之一。当她发现人们对90后的认识存在偏见，她不仅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90后，还要继续思索：人们为什么会存在偏见，于是沿着这一思路，开始了她的寻找之旅。

寻找不同于发现，发现是一种意外的收获，而寻找是因为人们丢失了什么东西要去将其找回来，这是一种紧张的期待。发现带给人们的将是惊喜，而寻找必须让人经历一段焦虑和艰辛的过程。

小说的上部便充满了焦虑和艰辛，她在寻找张展这个人的同时也在寻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沮丧地发现，她在寻找过程中所结识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处在正常与和谐的关系状态之中的。随着寻找的深入，孙惠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心与心的隔膜”，但这并没有影响她的寻找热情，相反，她反躬自省，竟然意识到也许在张展被伤害的过程中自己也负有责任。她的内心在呼喊：“我们既是参与者，又是受害者，却把自己当成了局外人。”于是她深入思索为什么会造成“心与心的隔膜”，这缘于我们丢失了太多精神性的东西，诸如信任、尊重、平等，等等。

《刀兵过》：从乡贤文化中寻找曾经珍视的传统精神

贺绍俊认为，《刀兵过》是一个有思想、有厚度的小说，“读了很震惊”。写历史，特别是近代百年来的革命史，有的是通过家族来反映百年的发展，有的是用革命传奇的方法，都是想以此来反映百年风云变幻。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是能够对世界、对历史提出独到的看法，《刀兵过》就有这样的效果。《刀兵过》完全跳出了我们习惯的历史观，去重新反思我们的历史，暴力革命的摧枯拉朽带来了社会的进步，这是从宏观而言，但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把我们曾经珍视的传统精神也伤害了。《刀兵过》写了传统文化在这样的过程中如何被伤害又活过来。它寄托了滕贞甫的期待，他期望在今天能够让它发扬光大。

小说的题目很有深意：“过刀兵”是带来祸患——我们一直在过刀兵，一直停留在过刀兵的思想状态中。《刀兵过》中最体现中庸之美的是三圣祠，它代表了民间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理解，它强调了传统文化的作用，表达了对历史新的认识，作品的确提供了新的东西，这一点非常难得。我们的历史小说越来越多，但真正能够提供新的历史观的非常少。从“过刀兵”和“刀兵过”，评价历史抓住了关键点。

《刀兵过》的主人公是一个乡贤，但与《白鹿原》里的乡贤不一样，虽然在精神层面上有一致性。在过去的社会，乡贤起到一种传递文化精神的作用。社会的基本精神，儒家文化精神，是靠乡贤维系的，《刀兵过》写的就是儒家文化在百年动荡中的飘移和漂泊——它有被摧毁和撕裂，也有锤炼和新生，《刀兵过》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此。

《唇典》：从民间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东北的历史

贺绍俊认为，《唇典》整部书其实就是在做一件事：诠释“唇典”这两个字。在刘庆的诠释里，“唇典”不再指称东北土匪黑话，而是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那就是口头文学。刘庆看到了口头文学的悠久历史，也看到了口头文学至今仍活在人们嘴上，更重要的是，他从口头文学中发现了一个丰富的世界。于是他用“唇典”向一切口头文学表达崇高的敬意。

刘庆从口头文学资源中看到了民族史和民间史，他不是从文字典籍中寻找历史，而是要从口头文学中、从民间一张又一张说话的嘴里寻找历史。他要还原的是一部口头的历史，是活在民间众人嘴边上的历史。他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建构了一个历史图谱。这个历史图谱显然与我们所看到的、已经被标准化的历史图谱不完全一样。而这不一样的历史图谱则意味着，作者刘庆在以不一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去思索人类命运的变迁，去观照世界万物。

刘庆抓住了东北大地口头文学的灵魂，就是萨满文化。正是萨满文化给东北民间带来了不一样的看世界的方式。敬畏和珍惜是一种看待世界和人生的方式，是一种基本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产生于人类还不是足够强大时的文明阶段，但它凝练出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内核。刘庆在萨满文化中发现了这样的精神内核。

贺绍俊说，“《唇典》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话题：从文明发展的角度说，人类进步了，文明更先进了，但是也可能使我们丢失了一些人类最本真的东西，这些最本真的东西曾经在原始宗教和文化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今天我们是否应该把这些最本真的东西捡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