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　 星

谢荫昌

沈阳市图书馆典藏的谢荫昌作品。

拍摄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东北大学。

沈阳市图书馆（摄于1918年）。

1908年，奉天省城图书馆开馆，第二任馆长是近代教育家谢荫昌。1919年，谢荫昌任奉天省教育厅厅长。他为收回南满铁道用地国民教育权，多次向主政者痛陈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并在外交上揭露日本奴化教育的本质，发动媒体、组织民间力量进行斗争。尽管这场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却在上世纪20年代引发了全国范围内收回教育权的运动。

史记

“辽盖吾第二故乡， 吾死后魂魄犹恋此”

1919年，谢荫昌任奉天省教育厅厅长，在他的努力下，奉天各类教育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1922年，谢荫昌向张作霖提出创办高等学府，两人一拍即合，确定校名为东北大学。

谢荫昌对奉天的教育有何建树？沈阳市图书馆副馆长赵萍萍告诉记者，在谢荫昌担任教育厅厅长期间，全省建立中学34所，占当时中学总数的61％；建立师范学校25所，占当时师范学校总数的52％；建立职业学校20所，占当时职业学校总数的44％；小学数量达到近8000所。有人对当时的辽宁教育做出如下评价：“自教育厅正式成立以后，省、县教育行政机构逐渐完备，地方教育之设施亦益愈普及，突飞猛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在辞去奉天省教育厅厅长之后，谢荫昌到哈尔滨任交通银行经理。其间，他回家探亲时总会在奉天停驻，与好友相聚。1928年，53岁的谢荫昌辞去交通银行职务，“回奉商埠地之二经路及五经路筑小屋居。”1929年，回到奉天，谢荫昌患胃病入住南满病院，已不可治疗。写于1929年的《演苍年史》记载，“（我）伏枕日书三四千字，倦则投笔卧，墨沈淋漓床箦不顾也，药罐茶灶，一灯荧然，回思少而壮，壮而老，老而死，一生之事业在教育，历史在辽宁，辽盖吾第二故乡，三十年心力所瘁之地，吾死后魂魄犹恋此而遗命埋骨于是者也。”

曾是沈阳市图书馆第二任馆长

沈阳市图书馆一楼有一间古籍书库，里面藏着10万册古籍，其中3038册为古籍善本。

听说记者要找老馆长谢荫昌的作品，图书管理员范俊红轻轻打开藏书柜，找出几部蜡黄的书籍——《图书馆教育》《演苍年史》《世界教育统计年鉴》《先天之教育》等。戴上手套、轻翻纸张，我们犹如打开一段尘封的历史。

这四部书是1908年前后出版的，至今仍被研究者关注。1908年正是图书馆建成开馆之年。当时馆名为“奉天省城图书馆”，是继湖北、湖南、浙江、直隶之后，全国建立的第五个公共图书馆。

谢荫昌是奉天省城图书馆的第二任馆长。沈阳市图书馆副馆长赵萍萍近来一直在对馆史进行深入研究。她告诉记者，谢荫昌是江苏武进人，1908年9月到1910年3月任奉天省城图书馆（今沈阳市图书馆前身）馆长。在他所著的《演苍年史》中，有着这样的论述：“光绪三十四年，三十三岁余辞总务课长兼职，而专任图书课事，每日在办公室译书两三千字，食禄而获教学相长之，益生平最愉快之日也，译《图书馆教育》成……是年，译《世界统计年鉴实验教育学》成。”

由奉天图书发行所于1910年出版的《图书馆教育》（作者为户野周二郎），是谢荫昌译著的，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图书馆教育译作，由此，谢荫昌成为第一个将“图书馆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

外交抗议和正面抗争相结合

《演苍年史》中，谢荫昌记录了自己的身世、成长和从政经历，有大段叙述与当时的辽宁教育有关。收回南满铁道用地国民教育权是让他付出很大精力而未能完成的一件事，到临终前，他依然带着遗憾。

当时，日本以所谓的“南满”地区为势力范围，采用多种方式渗透，以达到殖民目的。其中重要手段之一即是利用满铁附属地攫取中国教育权，“扩充教育不遗余力，日夜不休，孜孜进行，添设公学堂与添设师范学堂”，推行奴化教育。

据史料记载，1919年8月，在奉天省财政厅厅长王永江的举荐下，谢荫昌任奉天省教育厅厅长。谢荫昌就职后第一次请训张作霖时，明确提出对儿童进行国民教育、收回满铁附属地教育权的想法。张作霖当即拒绝：“人寿几何？我焉能待此孩提成事。”谢荫昌并没有退缩，1923年3月19日，奉天省教育厅派省视学邵进阶和罗振邦等人到南满附属地就日本人对中国青少年的教育情况进行视察，并对中国学生的思想状况进行调查。由罗振邦起草了《参观南满中学校公学堂及第一、第二寻常小学校后之感想》调查报告，用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的严重后果，激发了社会各界收回教育权的爱国热情。

同年12月，日本关东州教育会企图在金州设立师范学校，这成为奉天省收回满铁附属地教育权运动的导火索。谢荫昌向日本驻奉总领事赤塚提出抗议，驳斥了日本的无理要求，痛陈日本推行奴化教育的侵略本质：“一国之国民教育根于一国历史之精神，无论何项国家，绝无他国越俎代庖以教其国民之理。”“南满铁道用地内不下十万人已达入学年龄，一千三百万人同声一致收回教育权。”

谢荫昌的行动得到了时任奉天省代理省长王永江的支持。王永江和谢荫昌带头向日本总领事、满铁地方部交涉，要求尽快交出铁道附属地教育权。

禁止少年儿童到日本学校读书

谢荫昌在《演苍年史》中这样表达对日本在南满推行奴化教育的愤慨：“今南满铁道用地横贯我之中心，其所设附属公学以日本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教我儿童，年号则用正大，唱歌行礼则三呼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之声彻于霄汉……我坐视我子弟沦于外人而不思援手，十年廿载以后，其亡国灭种之政策日益害我，青年受其亡国灭种之教育印象亦日益深，其攫我完全之土地政治也不必以韩人为前驱，即以我之子弟杀我之父兄而有余，故奉天省教育上最应着手从事者，即收回南满铁道用地国民教育权。”

为了给收回东北教育权运动提供组织保障，1924年4月22日，奉天省教育会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成立“奉天收回教育权委员会”，后选举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子安为收回教育权委员会委员长，《东北》杂志编辑主任张镜玄为副委员长。奉天省收回教育权委员会成为领导全省收回教育权的组织机构。为了彻底揭露殖民教育的危害，委员会派员到省内各县以及大连、旅顺等租借地调查，用大量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明日本实行奴化教育的危害。同时，创办了《收回教育权》月刊，配合收回教育权运动。谢荫昌还在全省教育会年会上宣布：禁止中国少年和儿童到日本学校读书，非中国公民在中国学校中担任小学教师的应该退出，国民教育应完全由中国人自主办理。他密令发动家属抵制日本所办之公学，日本办学校毕业的学生不准升入中国所办中学。

鉴于奉天省人民的强烈反对， 日本不得不做出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用来缓和矛盾。日本当局提出了谈判的条件：（1）日本在南满所办之公学及等于公学之学校，中国教育官厅得随时派员指导之；（2）公学所教之中国文、中国历史课本只需无损中日两国之国情者，可采用中国出版之课本；（3）公学之中国文、中国历史教员由公学随时请中国教育官厅选派其服务，待遇与日本教员同等。

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认为，处于那样的时局下，得到这样的结果已属不易，要求谢荫昌达成协约。但谢荫昌认为中国没有从根本上收回教育权，他说：“立国三要素土地政治人民，地可忘也，政治可失也，人民亡且失则不可复也……国民教育之事业不能有丝毫迁就。”

奉天当局的态度令谢荫昌心灰意冷，收回满铁附属地教育权的运动功败垂成。1924年6月7日，奉天省政府宣布，奉天省教育厅厅长谢荫昌因病辞职。次日，《盛京时报》报道该消息：“教育厅长谢荫昌长教多年，虽无特出，尚属尽职。近闻因对当局对于教育意旨有与个人不合之处甚多，已自呈请辞职。”有学者指出，谢荫昌“因病辞职”只是一个借口，收回“满铁附属地教育权”的失败才是主要原因。

谢荫昌辞职后，奉天收回教育权运动曾一度沉寂。但到了1925年，随着全国反教会教育、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高涨，奉天地区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外国教会在奉天经营的中小学校被东北当局勒令关闭，另派中国校长前去重新办学，强制实行中国的教育规章制度。

“奉天收回教育权运动推动了全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展。在东北地区，倡导收回教育权的领军人物是谢荫昌，他在东北收回教育权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赵萍萍说。

此后，东北人民反对日伪奴化教育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人民组织各种社团和秘密抗日组织，利用文学活动、读书会、文艺演出等形式组织破坏活动，同时通过出版地下刊物等秘密活动方式，进行抗日斗争。

本文照片由本报记者万重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