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涛

一手编年诗集，一手诗人传记，这是走近杜甫的最佳方式。张永涛的文章，在推荐莫砺锋《杜甫评传》的基础上，从自尊和理想化这两层性格特征入手，剖析性格是如何影响杜甫的人生、仕途、创作主题、风格、体裁乃至在诗史中的地位。性格决定命运，是老命题；性格塑造诗史和诗圣，是新创见。杜甫，杜者，绝也，甫者，始也，连名字都喻示着他膺承诗歌的天命，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创了一个时代。

杜甫的诗，需要传记型阅读，也就是左手诗人传记，右手编年诗集。钱穆有言，“我们读杜诗，最好是分年读。拿他的诗分着一年一年地，来考察他作诗的背景，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什么年代，什么背景下写这诗，我们才能真知道杜诗的妙处。倘使你对这首诗的时代背景都不知道，那么你对这首诗一定知道得很浅。他在天宝以前的诗，显然和天宝以后的不同。他在梓州到甘肃一路的诗，显然和他在成都草堂的诗又不同，和他出三峡到湖南去一路上的诗也不同。我们该拿他全部的诗，配合上他全部的人生背景，才能了解他的诗究竟好在哪里。”

杜甫的诗，历来有“千家注杜”的说法，清代钱谦益、浦起龙、杨伦、仇兆鳌等都是笺注杜诗的大家。杜甫的传，受学界的关注要晚一些，但民国以来，闻一多、郭沫若、洪业、冯至、朱东润、陈贻焮、莫砺锋等均有力大思深的佳作问世，几可称为“百家传杜”，就中莫砺锋《杜甫评传》较晚出，篇幅合宜，面面俱到，较宜作为了解杜甫的入门书籍。

莫砺锋《杜甫评传》，32万字。全书6章，章分6节，八股一般严谨整饬。第一章介绍杜甫的时代、家庭、禀赋，第二章结合诗歌勾勒一生脉络，第三章论诗艺，第四章谈人生和政治理想，第五章讲述文学史观，第六章总结杜甫的影响。是书论世知人谈艺会心，可谓杜甫的隔代知己。

性格决定命运，杜甫的人生和创作颇受其性格的影响。杜甫对家世和自我都抱持着强烈的自尊和期许，这使他对社会和时代有着异于常人的关怀，化而为诗，遂成“诗史”。杜家世代“奉儒守官”，其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平吴的统帅，又曾为《左传》作注疏，是文武兼资的人物，之后不管朝廷风云如何变幻，杜家自是簪缨世族，家世风评极好，杜甫既以此为傲，更以传承家风为自我期许。杜甫又有李唐皇室血统，其外祖母之父义阳王李琮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孙子，所以杜甫对太宗、对朝廷有血脉上的亲近和关怀。更为重要的，杜甫还是玄宗“开元天宝盛世”的同龄人，他出生于公元712年，这一年有景云、太极、延和、先天四个年号，前三个属于唐睿宗，而先天则是唐玄宗的第一个年号，次年即改元开元。在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时期，杜甫恰从2岁到45岁，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也是帝国最好的时代。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与自己的生理年龄相伴生的时代，见证伟大光荣时，杜甫是骄傲的，目睹窳败衰落时，杜甫是悲悯的。他的骄傲和悲悯“发愤为诗”，时代和社会遂屡屡进入他的诗歌，成为他最重要的创作主题，如孟棨所谓，“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疑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杜甫是一个颇为理想化的人，其性格过于不同现实妥协，这一点可以从其一生的行迹看出。他一生频繁移居，尤其人生最后10年从陇到蜀再到江湘，“漂泊西南天地间，”每处居留不过三两年。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把杜甫的西南漂泊命名为“逆向长征”，与红军长征相比，确乎是路线重合而方向相逆的，吉川又说杜甫有“放浪”之癖，“放浪”是放荡流浪的意思。他一生一直期待着新的环境，好不容易实现了，却往往迅速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而难以释怀。

不唯居家如此，他短暂的几段政治生涯也是这样“放浪”，“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杜甫困守长安求官10年才终于获任河西县尉，应该说，这尚属唐代士人正常的仕途起点，高适、白居易、李商隐也都是以县尉起家的，但他觉得这个职位并不理想，竟毅然请求改官。朝廷总算宽容，又给了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位，虽然仍是差强人意，但已不好再作要求，这段个人经历被他写入《官定后戏做》一诗：“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一般的人，即便对现实遗憾，也很难做出杜甫这样的选择，岑参的首任官也是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他的态度就是无奈地接受：“三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阑。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初授官题高冠草堂》）杜甫后来转任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也都是任职很短即去职。求官之难之滞与去官之易之速相对比，也似乎很难从性格以外找到原因。

已临之境，所到之处，安稳不过几日，立刻就对这对那感到遗憾，这种性格，对于为官作宰来说，至为不适；而对于凭借一己之力开创诗歌新境界来说，却至为合适：他绝难满足于一种创作风格或体裁，总在奋力开拓诗歌的世界。莫砺锋在书中说，“前期杜诗遒丽、精工、法度森然，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后期杜诗恣肆、朴野、挥洒如意，已臻于老成的境界。前者与当时整个诗坛的风会比较一致，后者则更多地体现着杜甫艺术成就的独到之处。”这正说明杜甫理想化的性格推动着其创作风格的不断转变直至臻于化境。从诗歌体裁方面来说，杜甫入蜀前作品以五律、五古、七古居多，而七律、七绝则几乎全部是入蜀以后作品，这种诗体上的“放浪”，也说明他很难忍受自己在某一方面有欠缺。前人评论杜甫“集大成”“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恐怕正好指向了杜甫本人在世时追求的理想境界。

杜甫性格中自尊和理想化的因子决定着他的创作主题、风格和体裁，也影响着他在诗史中的地位。杜甫，杜者，绝也，甫者，始也，这个名字就富有暗示性，仿佛冥冥之中早有天意，喻示着他膺承诗歌的天命，不管是从唐诗还是整个诗歌发展史来说，杜甫都是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创了一个时代。正如莫砺锋所说，“诗歌主题要从描写理想境界转向反映社会现实，诗歌手法要从幻想、虚构和夸饰转向严格的写实，写作方式要从随意挥洒转向刻苦锻炼，艺术风格要从高华飘逸转向朴实深沉。一句话，是必须从盛唐转向中唐，并进而转向晚唐与宋诗了。”这一系列的转向都是从杜甫开始的。

我自己读杜诗的时候，也是左手传记，右手诗集。常翻的传记就是这部《杜甫评传》，诗集则用杨伦《杜诗镜铨》和仇兆鳌《杜诗详注》。前人的笺注，更看重写家国大事、忧患深重的篇章，我倒是更喜欢成都草堂时期那些日常之作，黄生评《江村》，“杜律不难于老健，而难于轻松，此诗见潇洒流逸之致。”诚然，杜集中沉郁顿挫、悲悯感怆之作居多，固属难得，可是在满目疮痍之后，读到这些写平静生活的清新轻松的诗篇，就好比经历急流险滩，忽然风平浪静，令人倍觉不易、倍加感动。莫砺锋说，读杜诗，不要求像卢世公式那样“肝肠如火，涕泪横流”，不过要是一点都不感动的话，就不必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