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华

所谓“公版书”，指的是超过著作权保护期的作品。著作权保护期为作者去世后50年，比如朱自清先生于1948年8月12日遽归道山，他的著作权保护期截止到1998年8月12日。同年9月三联书店出版了朱先生的《经典常谈》，自此之后，坊间各种《经典常谈》的版本即如雨后春笋。初步统计，有二十多个本子，被纳入各种丛书里，《经典常谈》现在俨然“经典”了。

作者逝世半个多世纪以后，著作还能畅销，当然说明著作有生命力。可是，换个角度思考，一本通俗作品，数十年后还没有合适的替代产品，这本身也是对现代学者的一种批评。

朱自清先生的挚友叶圣陶先生在《读〈经典常谈〉》（1943年）一文中这样介绍《经典常谈》，“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谁要知道某书是什么，他就告诉你个什么，看了这本书当然不就是变了古书，可是古书的来历，其中的大要，历来对该书有什么问题，直到现在为止，对于该书研究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有个简明的概念。学生如果自己在一大堆参考书里去摸索，费力甚多，所得未必会这么简明。因这本书的导引，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得到的是个新地方，却也能头头是道。”

从叶先生的话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一、《经典常谈》是古书的“切实而简明的导言”；二、叶先生说的“直到现在为止”的“现在”，是七十多年前的“现在”，现在也未必合用了；三、这本书的作用是“导引”，引导读者去“接触古书”。现代人看了《经典常谈》，以为耳食，满足于一知半解，不再去读古书原著，恐怕为数很不少。那么，朱先生写这本书的初衷也就很难实现了。也就是说，古书光看“导言”是不够的，正如看电影，仅看情节说明不成，还要亲眼看银幕。说得更直接些，我们可以用《经典常谈》做导游，但不能让《经典常谈》代替我们的思想。

例如，《经典常谈》这样介绍《史记》：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绩，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就是顺按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开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

文字是真漂亮。但是，除了一般性的介绍，有些话，不读《史记》或《史记》选本是看不明白或难以深入体会的。

傅斯年先生去世也有60多年了。他的六卷本文集，现在有中华书局版、上海古籍版，本来很好了，因为傅先生的文集很专业，对于编辑技术要求很高。现在又有上海三联版，如果不是从繁荣学术出发，就是因为可以不付稿费，节约成本，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有些书早就成了公版，如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如果对这本“经典”之作展开研究，各出机杼，进行校注、笺释、疏证、汇评，那当然是很好的。不过，一般性的翻印，甚至粗制滥造，就大煞风景了。

坊间流传这样的话，如果出版社没钱了，就去印《红楼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吧？

学术当然需要传承，但也需要或更需要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