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臻青

城山遗址出土的陶器。

新立辽代建筑遗址出土的契丹文玉册。

小河北墓地出土器物。

洪家街墓地考古发掘现场。

琉璃寺遗址出土的石栏板。

庄河沉船水下考古现场。

1月12日，2018年度辽宁省考古工作汇报会在沈阳举行。会议由省文物局、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办，公布了14个考古项目成果，其中主动科研考古13项、水下考古1项。

2018年，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及省内各市县文博单位完成了数十项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完成多项考古发掘。以上这些项目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清末，涵盖城址、建筑址、墓葬、沉船等不同性质遗址，成果丰硕，学术意义重大。

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遗存调查

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和墓地210余处

为了更深入地认识和研究有关红山文化具体的生活方式、居住情况、人群来源等问题，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了《大凌河中上游红山文化遗存考古工作计划（2016-2020年）》，目前已经完成了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地区、建平县地区、凌源市北部地区的调查工作。

2018年度调查区域为建平县及凌源市北部地区，共发现先秦时期遗址360余处，其中红山文化遗址和墓地共210余处。这批丰富的红山文化遗存，无论是数量，还是面积，均取得了很大突破，为进一步认识该地区红山文化遗存的内涵、生活遗址和墓地、祭祀遗址的关系，以及开展聚落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材料基础。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

发现礼仪建筑遗址

牛河梁遗址位于凌源市和建平县的交界处，第一地点位于牛河梁遗址中心位置的一座海拔最高的山梁上，目前确认有4座建筑址，其中2号建筑址（以下称N1J2）是第一地点目前发现的四座建筑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以往考古发现显示N1J2的功能与牛河梁遗址其他地点的积石冢类遗迹有所不同，可能是与“女神庙”相关的特殊建筑，是牛河梁遗址所代表人群的宗教礼仪活动中心。

通过发掘和测绘，考古人员进一步确认N1J2是由多组山台构成的大型建筑址，其最大建筑面积可能超过了3万平方米。除北山台和东山台之外，新确认了6组山台。此次发现的2座建筑址皆为地上建筑，出土遗物以塔形器和筒形器为主，除常见彩陶纹饰外，还发现了新的纹饰主题——方格纹，也出现了打破原有规范的新的器形和纹饰的组合方式。考古发掘为探讨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文明特征提供了新的线索。

土城子遗址

主体遗存为东周时期

该遗址位于喀左县山嘴子镇黄家店村土城子屯西南。2018年度考古工作主要是对遗址进行了发掘、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和资料整理，发掘面积达1000平方米，共发现灰坑178个、房址9座、灶址6个。主体遗存属于东周时期，较为重要的发现是一批房址，平面形状为不规整的圆形半地穴式建筑，面积较小，在5平方米至14平方米之间。房址内的灶紧挨墙壁设置，有圆形、椭圆形和方形几种样式，有的房址内设两个灶。在发掘区内还发现了属于东周时期的几个窖穴，平面均为圆形，直壁平底，形制规整。

城山遗址

展现“凉泉类型”文化面貌

遗址位于铁岭市西丰县金星乡金星村东小寇河右岸名为“城山”的山岗上。2018年度发掘揭露面积1029平方米。目前可确认包含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中期、青铜时代晚期“凉泉类型”、青铜时代晚期“新城子文化”四期遗存。

“凉泉类型”遗存是本次发掘的主体遗存，共发现房址3处、灰坑25个、灰沟4条，各类遗物400余件。该期陶器以高柄豆、鋬耳罐、横桥耳壶、钵、圈足罐为基本组合，豆座和壶颈部常饰有戳印点纹的组合图案。此外，发现的陶纺轮、陶网坠、石斧、石刀、石凿、细石器等生产、生活工具数量众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渔猎经济特点。该遗址的发掘促进了对“凉泉类型”遗存内涵及源流的深入研究。

小荒沟遗址

出土陶器多为夹砂陶

遗址位于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北部的古城子镇。本年度发掘面积为1550平方米，清理房址4座、护坡1道、半圆形建筑1处、灰沟3条。出土遗物数量不多，种类较少，大致可分为陶器、石器和铁器三大类。陶器多为夹砂陶，陶色主要为黄褐色、红褐色、灰褐色3种，以素面为主，也发现了少量戳点与划纹陶片，器形可辨的有壶、罐、钵、杯、纺轮和网坠等；石器以磨制为主，打制为辅，主要有石斧、石锛、石刀、石锤、石磨棒等。通过出土遗物判断该遗址的时代应该在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王义沟遗址

出土器物为西汉早期陶石铁器

遗址位于桓仁县北甸子乡北甸子村盛家街村民组西南，2018年度发掘面积为1050平方米，遗址共发现房址5座、灰坑2座、灰沟3条、墓葬1座、台基1处。从出土的遗物来看，数量不多，种类较少，大致可分为陶器、石器和铁器三大类。陶器主要有壶、罐、甑、豆、钵、杯、纺轮和网坠等；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有斧、锛、刀、锤、凿、磨棒、镞、网坠等；铁器主要有鱼钩、镞、钉等。根据出土遗物初定该遗址时代应该在西汉早期。

塔山山城

城址后山曾有辽代砖塔

山城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陈相街道大陈相屯村东北的塔山上，山城依山而建，平面呈五边形，周长约1200米。此次发掘面积为500平方米。通过发掘，清楚地了解到山城城墙的修筑方式及结构。山城城墙保存较好，除东城门处有护坡石墙外，城墙皆沿山脊随坡夯筑而成。另外，山城城址后山顶处原有1座六角七层辽代砖塔，塔山因此而得名。

青石岭山城

植物遗存丰富

山城位于盖州市青石岭镇。 2018年的考古工作主要围绕青石岭山城一号蓄水池和四号门址开展。一号蓄水池位于金殿山西侧约200米处，经试掘，该蓄水池的形状为圆角长方形，长约80米、宽约70米，面积可能超过5600平方米。水池周围存在砌筑规整的石墙，石墙宽约3米至4米、残高1.2米至1.5米，呈台阶状向池内延伸。接近蓄水池淤泥层的地层及蓄水池的淤泥层中，发现了大量植物的根茎、三角菱、小米、香瓜子、苍耳等，为复原当时的环境和气候提供了重要资料。

新立辽代建筑遗址

为乾陵的陵前殿址

遗址位于北镇市富屯街道新立村樱桃沟村民小组西北约100米的二级台地上，东南距北镇市区约7公里。遗址所在台地经过了全面考古勘探和局部发掘，北部为一组大型四合院式建筑（新立辽代建筑遗址），南部为较小的附属建筑。新立辽代建筑遗址西南侧和北侧各有大型墓葬1座。考古人员发掘出1组相对较完整的建筑址。该组建筑是由北部主殿、南部殿门和四周附属的廊庑组成的1组封闭院落单元，建筑外围分布有排水道。

出土遗物多为建筑构件，少有一些用于祭祀的瓷器、玉册、玻璃器等。考古人员推断，该遗址是辽代乾陵的陵前殿址，而位于遗址北部的大型墓葬为乾陵玄宫。这为辽代陵寝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琉璃寺遗址

推断其为辽代显陵建筑址

遗址位于北镇市富屯街道龙岗子村西北约3公里的山谷中，四周筑有石围墙，平面呈不规则形状，门址位于东南，面积约3.5万平方米。遗址内有四道接近平行的石筑护坡墙，把遗址分成阶梯式的五级台地（五进院落），在第二、三级台地上发现有大型中心建筑基址。

2018年度发掘了遗址中轴线上的两个建筑台基，分别编号为一号建筑台基和二号建筑台基，均为单体建筑，其方向完全相同，两者一前一后，一上一下，呈前、后殿的布局。出土遗物以建筑构件为主，瓦件有棕红色琉璃质、绿琉璃质、三彩质、灰陶质等，种类多样。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石构件，包括石华板、石螭首和石狮首等。考古人员推断琉璃寺遗址很可能就是辽代显陵的陵寝建筑址。

洪家街墓地

是辽代名臣韩德让家族墓地

墓地位于北镇市富屯街道富屯村洪家街村民组西北。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4座，均为砖室墓。出土器物有陶瓷器、金属器等。在编号为Ｍ4的墓室墓道两壁、墓门、甬道两壁及东、西耳室墙壁等都发现有壁画。值得一提的是，Ｍ4墓室的地面上也绘有壁画，这在我省辽代墓葬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发现。

根据文献和出土墓志铭文记载可知，洪家街墓地为辽代大丞相韩德让及其继承人的家族墓地。

小河北墓地

为耶律隆裕的家族墓地

墓地位于北镇市富屯街道新立村小河北村民组北部一座当地人称“白沙梁”的山梁南端。小河北墓地考古发掘工作历时两年，共清理墓葬5座，均为砖室墓。出土器物有陶瓷器、金属器和墓志等。另外，在M1的墓道两壁、东耳室墙壁等发现有壁画，图案有车、马、人物、骆驼等。

结合小河北墓地的地理位置推断，小河北墓地为耶律隆裕的家族墓地。该墓地为研究辽代丧葬制度、地域文化以及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西扎哈气遗址

一个综合性手工业作坊

遗址位于康平县沙金台乡西扎哈气村。2018年度发掘房址2座、灰坑19个、灰沟2条，出土金属加工铸造使用的坩埚（地炉）20余个，丰富的陶、瓷、玉、石、骨、料、铁器等小件工具、工艺品、生活用品及半成品和加工原材料，以及“熙宁元宝”陶钱模和“乹统元宝”辽产铜钱等遗物共计200余件。

这是沈阳地区首次发现辽金时期金属、玉石、骨器综合性手工业作坊遗址，填补了本地区该领域的考古发现空白。

庄河沉船水下考古

发现戳印有 “經遠”的木牌

沉船遗址位于大连市庄河黑岛老人石南边海域。2014年夏，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队依据资料线索与磁力仪物探数据，在该处发现铁质沉船残骸，并推测为经远舰。2018年7月至9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该沉船点展开专项调查工作。

2018年9月15日，考古人员发现了深埋于海床面以下5.5米处的悬挂于舰舷外壁的“經遠”舰名,为木质髹金字体，由此确证此艘沉舰为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沉舰经远舰。此外，水下考古队员还在遗址清理中发掘出一块木牌,清晰戳印有 “經遠”二字，亦可佐证对沉舰身份的判定。这次调查提取出水大量遗物，标本达500余件，包括铁、木、铜、铅、玻璃、陶瓷、皮革等材质。个别文物标本还刻有德文铭牌，由此印证此舰由德国制造。此次沉船调查是继 “致远舰”之后，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者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本文图片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