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 爽

五位作家在辽宁文学发展论坛上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孟繁华

著名作家阎连科

著名作家、《十月》杂志副主编宁肯

著名作家孙惠芬

著名作家刘庆

著名作家、《文艺报》新闻部主任李云雷

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是近几年文学界和文学评论界讨论最热烈的一个话题。

2018年12月19日，在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辽宁文学院与沈阳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辽宁文学发展论坛上，在著名学者、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孟繁华主持下，阎连科、宁肯、孙惠芬、刘庆、李云雷五位作家以“大时代的文学写作”为题，面向辽宁文学院签约作家和数百名高校青年学子讲述了自己的思考。

什么是大时代，该如何把握时代的精神脉络，又该如何处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如何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作家们的讲述中，既有对时代的思考，对文学的思考，更有对个人写作的思考。

“一个新的文学的伟大时代已经到来， 我想它是属于60后、70后、80后作家的。”

著名作家阎连科，作品曾获国内外各类文学奖项20余次，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他的讲述从“什么是文学的大时代”说起，“新时代的文学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还把握不住，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得远一点，回看这200多年的文学发展史。”

阎连科说，“我们经常愿意谈起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有一种观点说，19世纪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高峰，出现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等一大批星光灿烂的伟大作家。在20世纪刚刚到来那些年，我们无法判断20世纪的文学是个什么样子，有人认为它将是文学抛物线下滑的部分。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20世纪的文学同样是群星灿烂的。”“从1915年卡夫卡发表《变形记》开始，直到上世纪70年代，20世纪文学达到了高峰，此后的世界文学一直处在摇摆、摸索之中，当时我们同样无法想象它会是个什么样子。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40多年的文学，我们才发现，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悄然而至。”

阎连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文学评价标准。我们经常谈‘人性’，20世纪文学中的‘人性’与19世纪文学是有差别的，20世纪的文学样式也与19世纪的文学不同，讲故事的方法、语言的丰富性，对人和时代的理解、对社会和个人的理解都不同。我们没法比较托尔斯泰和卡夫卡哪一个更伟大，就像我们无法比较是唱河南豫剧的常香玉唱得好，还是唱京剧的梅兰芳唱得好一样。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文学，进入新时代，也一定会有属于新时代的文学。”

“一个新的文学的伟大时代已经到来，我想它是属于更年轻的60后、70后、80后作家的。”阎连科说。

“对于某个特定的时代， 那些可能发生的‘现实’比已经发生的还要重要。”

作家宁肯是第二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现任《十月》杂志副主编。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他的讲述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怎样理解现实题材小说创作的“现实性”。

宁肯说，毫无疑问，小说是要反映现实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作家如何认识现实却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头脑中对“现实”的认知，是实际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事实，那么没有发生的或者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是不是“现实”？

宁肯目前正在创作一个以上世纪70年代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我从来没有写过那个年代的事情，因为它已经被符号化了，如果完全按照现实已经发生的事情来写，会非常雷同，别人都已经写过了。在处理这个难题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要写什么？思考的结果是，我要站在21世纪的角度、站在文学的角度、站在卡夫卡和托尔斯泰的角度，去回看那个年代。对于某个特定的时代，那些可能发生的‘现实’比已经发生的还要重要。一个作家不应该只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还应看到有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宁肯说，“作家的想象力，可能就来源于这种可能性，用这种可能性去反映时代的本质。我们在处理当下的现实题材时，同样要挖掘那些可能存在的反映时代本质性的东西。”

主持人孟繁华从宁肯的发言引申出去，进入了另一层思考：“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没有现在时，就没有过去时。写过去的年代同样蕴含着时代性，我们用今天的思想、观念、立场、方法，去阐释曾经有过的记忆，用当下的经验照亮过去。”

“如果说我的作品反映了时代， 正是因为我的精神生活经历了出走、还乡的过程。”

我省著名作家孙惠芬，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201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受到文学界普遍关注。她的讲述带有女性的细腻与感性：“最近我正在整理自己的几部长篇小说，我突然发现，我无法站在写作之外谈人生，我的人生和写作是融在一起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应该如何反映时代，但我的写作始终与时代紧密相关。”

孙惠芬从“头”说起，“上世纪80年代是我写作的起步阶段，我进了城，来到大连。有一位作家说，‘很多人进城是为了生活，你进城是为了当作家。’当时只当玩笑听，并不知道这句话里面潜藏了多么深的内容。我最初写作是因为自己内心里感到压抑、感到痛苦，这些情绪就来自外来的文明对乡下的重大冲击。就像铁凝的小说《哦，香雪》里的香雪，当她看到外面的世界，知道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东西在外面的时候，内心就不安了。其实我就是香雪，我是跟着她一起从乡村走出来的。”“后来我才意识到，‘离家出走’是每一个人的生命主题，不管你是在城里还是在乡村，你只要是生下来，一生都在出走。”

但是何时才能够“还乡”呢？这是孙惠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生命主题。“2000年，我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歇马山庄》，来自于我进城之后感到的内心波动。我那么渴望城市，可是来到城市以后，内心并没有得到安抚。这个时候，家乡、乡村变成我的一个巨大的想念。在这种夜以继日、像在孤岛一样的孤独中，我抓住了写作这根稻草，通过写作回到故乡。”

从《歇马山庄》到《寻找张展》是孙惠芬“还乡”的另外一个阶段。“我曾经对自己有一个最高要求，就是我要写出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我写了那么多‘出走’和‘还乡’的故事，但有一位学者对我说，我的‘出走’完成了，但‘还乡’还没有真正完成，当时我并不理解他的意思。”2011年，孙惠芬回到乡村去做采访，接触到了众多自杀者的故事，他们都是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落伍者。“在采访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其实‘还乡’不是简单的身体还乡，而是心灵的向内求索、形而上的还乡，寻找内心的精神救赎。《寻找张展》写出来的时候，我高兴地看到我能够触及到那份向内求索的安详。所以，如果说我的作品反映了30年的现实，正是因为我个人的精神生活经历了一个向前出发、出走，最后还乡的过程。”

“变化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厉害， 我们经历的是比‘鲁迅们’更强烈的现代性的冲击。”

作家刘庆，201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唇典》荣获2018年第七届红楼梦文学奖首奖。他做过多年都市报总编辑，对于媒体人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他做了一个有趣的描述：“写小说是写故事，做新闻实际上做的是事故。”

他对时代与写作的理解是：“中国社会走过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发展阶段，我们时刻感受着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就像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每个作家对这个时代的书写，就像一条一条的小河，当我们完成对这个时代最后表述的时候，是所有能够留下的作品一起汇聚成了一条大河。”刘庆认为，“文学是要解决三个‘关系’问题：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鬼神的关系，最核心的是人心里的敬畏的问题。对于作家来说，最应该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去体现自己对于时代的感受，由己及人，去感受社会的变化，然后站在一个特殊的视角、站在人性的视角去理解这个社会。”“我们永远都在回忆逝去的年代有多么美好，却很少触及当下的时代难题，而对当下的感受恰恰才是我们最切身的感受。能够描绘出这个切身的感受，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家是幸运的，这样的作品也是幸运的。”

最后发言的70后作家李云雷是五位讲述者中最年轻的一位，2018年荣获第五届冯牧文学奖，现任《文艺报》新闻部主任。他的发言也从时代的变化着眼，“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不光是中国、美国，整个人类都处于特别剧烈变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确实应该重新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向哪里去，人类向哪里去’。”

“今天出现的各种新技术，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看待世界、看待时代的视野，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文学的发展肯定跟之前不一样。”李云雷说，“鲁迅的《故乡》，写的是一个接受了现代思想的人重新去看他那个没有变化的农村的过程。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家乡的变化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厉害，我们经历的是比‘鲁迅们’更强烈的现代性的冲击。写作对我来说就是重新回到原来那个世界的方式，当然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去追寻自己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感知时代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