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 限

“大盂鼎全形拓”局部。

大盂鼎铭文拓片（局部）。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

辽宁省博物馆正在展出的中国古代书法展中，西周《大盂鼎拓本》作为整个展览的开端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围绕着这件拓片，记者采访时，听到一段曲折的故事。

史记

中国书法之鼻祖

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介绍说，大盂鼎铭文的金文拓片，是我国书法史上的经典名篇，字迹圆润雄壮，结构端谨，气韵生动，历来被视为青铜器铭文中不可多得的书法上品，被书法爱好者奉为习书之鼻祖。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由甲骨文发展起来的文字。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董宝厚介绍说，“西周早期的文字形态，古奥浑朴，凝重大度，肥瘦自若，点画保留有甲骨文的刀刻意味和尖笔特点。其特殊的肥笔和块面，强化了奇诡的别趣。其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这种独特的风格，在书法史上堪称一绝。可以想象，当初书写人感官的自由驰骋代替了理性的严谨。你看，一些本应写得平直对称的笔画，都在感性的驱使下写得方向多变且富于内在的张力。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处理，正是书写人突破笔画限制、追求艺术化效果的表现。造型奇姿百出，妙趣横生，令人目不暇接。如一群活泼可爱的顽童，欢腾雀跃，呼之欲出。其章法因线条的豪放粗犷与凝重含蓄、结字的飘逸潇洒与稚朴可掬，显得朴茂而空灵。”

董宝厚进一步指出，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下来的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金文在笔法、结字、章法上都为书法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果说“尚意”书风在宋代已臻成熟的话，那么可以说它的源头在周朝，尤其在大盂鼎铭文中就已显端倪。大盂鼎铭文对后世的书法，特别是清代的碑派书法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用审美的眼光发掘金文的内蕴，从中摸索和发展出一些新的笔墨技巧来表现金文书法的古拙奇肆、斑驳苍茫，并以此融入楷隶行草等其他书体之中。吴大澂、吴昌硕、黄宾虹当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他们以画入书，打破了专业书法家刻意为书的规则，且写得信手洒脱，参差错落，变化丰富，极具抒情写意而个性强烈。

最早的“天命说”及“禁酒令”

走进辽宁省博物馆三楼中国古代书法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盂鼎拓本》。拓本是西周大盂鼎中的长篇铭文。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告诉记者：“西周之后，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风气大大风行，举凡祭祀、战争、赏赐等大事，甚至是契约，都被记录在青铜器上。”

董宝厚介绍，大盂鼎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西周最大的青铜器，而大盂鼎铭文真实地反映了西周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是史学家研究周代分封制以及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重视。为此，大盂鼎上的铭文与大盂鼎一起享誉中华史册，与现存台湾的毛公鼎，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并称“海内三宝”。

记者了解到，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的青铜器，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鼎高101.9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此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大方。

“极为珍贵的是，大盂鼎上铸有长篇铭文19行，291个字，极其罕见。铭文内容是，周康王追述祖先，称文王、武王灭殷商是天命，理政和祭祀要恭敬认真，不要酗酒误事，殷商之所以会亡国，在于执政者沉湎于酒色。自己会以文王为榜样并要求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为榜样。周康王授命盂掌管军事和治理国政，并叮嘱盂不要酗酒，要恭敬理政，不要废弃王命。铭文还记录了周康王赏赐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庶人及奴隶共1709名。”董宝厚讲道。

董宝厚进一步解释说，盂是周康王时期的贵族。从铭文中可以看出，周康王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君主，他希望在大臣的忠心辅佐下，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彪炳千秋。周康王励精图治，对自己的臣子也抱有殷切的期望，既对盂谆谆告诫，又赐予他大量的赏赐。作为臣子，盂心怀感激，为了纪念周康王的恩德与赏赐，便制作了此宝鼎。

“西周金文中不时会有‘文王’出现，像大盂鼎这样在铭文中连续四次出现‘文王’，极为罕见。文中‘文王受天有大令’，即文王受到天佑，也就是‘天命说’。此种说法在文字历史上首次出现，后来成为金文中的常用语，后世关于‘天命说’一词皆源于大盂鼎上的铭文。”董宝厚接着说，“大盂鼎上的铭文还把封建制度概括为‘授民授疆土’制度，这也是关于封建制度最早的记载，是研究周初封建制度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大盂鼎铭文告诫官员不得酗酒，铭文上记载了康王对臣属的忠告，要求盂牢记商代因酒而亡国的教训，这可以看做是周朝禁酒的证据，这正好对应了《尚书·酒诰》中周公对禁酒的记叙，应该是我国文字历史上最早的戒酒令。”

几易其手，潘家女人护宝，险象环生

董宝厚说：“我们应该感谢后世的收藏家，为我们留下了集科学、历史、艺术于一身的传世重器，使我们知道了3000多年前的许多事情。我们还应该感谢一位女人，她视大盂鼎如生命，虽历经劫难，却能完好地保护它，最后又把它无私捐给国家。”

故事要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讲起，陕西岐山县连降3天大雨。天晴后，一位农民下地干活时，犁头撞上了一件硬物，挖出来一看，是一个生满绿铜锈的大铜鼎。

大盂鼎出土后，先是被当地士绅宋金鉴收藏，后宋家家道衰落，又将大盂鼎卖给了袁保恒。袁保恒买到大盂鼎时，正在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处做幕僚。袁保恒深知左宗棠喜欢收藏这些宝贝，于是将大盂鼎献给了左宗棠。左宗棠早年蒙冤获罪，得到侍读学士潘祖荫的援手才脱罪，而潘祖荫则是当时举世无双的收藏大家，于是左宗棠将大盂鼎转赠给了潘祖荫以报当年的救命之恩。

潘祖荫是工部尚书，显赫一时，他同时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金石收藏大家，痴迷青铜器，收藏珍品无数，对大盂鼎更是视若至宝，珍藏在家中，从不愿示人。后来，潘祖荫又以重金购得了与大盂鼎齐名的大克鼎，海内三宝，潘家得其二，一时间轰动整个京城。后来，潘祖荫在北京去世后，留下大批收藏文物，其中就包括这两尊宝鼎。

他死后不久，弟弟潘祖年秘密赴京，将大盂鼎和大克鼎运回了苏州老家，存放在潘家老宅中。由于潘家已经失势，很多人便想趁火打劫，夺走两个大鼎。其中势力最大的莫过于清朝末年的两江总督端方。

端方告诉潘家，只是想借来看看，请潘家不要那么小气。潘祖年知道一旦借出，就再也收不回来了。端方作为两江总督，想尽办法给潘家施加压力。就在潘家疲于应付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这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两江总督端方成了矛头所向，最终被革命军杀死，解了潘家之围。

后来，潘祖年去世，掌管门户、守住大量文物财宝的重任就落到了亡孙潘承镜的妻子潘达于身上。年轻的潘达于尽心守护，以柔弱之躯保护这些文物不落入权臣奸商之手。1937年初，苏州要办一个吴中文献展览会，动员潘达于参展，还特地准备辟出一个潘家展品专馆。潘达于觉得，时局动荡，家里的这些文物拿出去怕是有去无回。于是，请来观前街上柳村照相馆的摄影师，在家里把那些青铜器逐一拍成照片，带着这些照片参加了展览。当时一共拍了380张照片，花了1000块大洋。

抗战爆发后，潘达于带着家人到外地避难。1937年阴历八月，潘达于和家人一起，悄悄回到苏州家中，叫来家里的两个匠人先做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到了晚上，几个人点起蜡烛，在大厅后的房子里撬开地砖挖出一个深坑，先放入木箱，再把盂、克两鼎慢慢放进箱子，并在鼎里塞了一些破衣服被子，空隙间还塞进一些小件青铜器及金银物件。随后，盖上箱盖，填平泥土，按原样铺好方砖，还在埋鼎的位置上放上了案几、八仙桌等家具，看不出丝毫痕迹。布置好这一切，潘达于又到外地避难。

潘家有宝盛名在外，日军进入苏州后，闯入潘家大院搜查了好几次，虽然财物损失不计其数，但始终没发现宝鼎的踪影。就这样，老祖宗留下的珍贵宝物，在地下安然躲过劫难。

一封信将两大鼎捐给博物馆

1941年左右，埋在地下的木箱盖子腐烂，箱盖上的泥土、方砖发生塌陷。潘达于和儿子潘家懋及家人一起把藏在地下近4年的大鼎挖了出来。此后，两只大鼎就被放在一间不被人注意的屋子里，与破衣杂物、旧家具堆放在一起，一直保存到1949年。

1951年，正在筹建上海博物馆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收到了一封捐赠信，信中写道：“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

写信的人正是潘达于，她将大盂鼎、大克鼎，以及潘家尚存的文物悉数捐给了上海博物馆。这两件宝鼎从此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国家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从此落户北京。而大克鼎则一直被珍藏在上海博物馆。

如今，大盂鼎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每天有近万观众一睹大鼎风采，感受大鼎的雄浑气象，而其文字拓片则是书法家收藏研习的重要对象。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