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 平

战国时期地形图，当时貊族已融入燕国。

青铜短剑的剑镖、剑钩。

阜新市博物馆馆藏的曲刃青铜短剑。

葫芦岛博物馆收藏的曲刃青铜短剑。

本溪市博物馆收藏的曲刃青铜短剑。

葫芦岛市博物馆收藏的曲刃青铜短剑。

辽宁地区先后出土了100多把曲刃青铜短剑，其使用年代从西周中晚期开始直到汉朝初年，跨越了800多年，还辐射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其本身就反映了辽宁先民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再创造。

造型独特的“辽宁铜剑” 使用时间超800年

由辽宁师范大学领衔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史研究，意图通过民族交融这一视角观察辽宁的历史文化。中国古代青铜器是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博士张盟研究方向的重点，提到曲刃青铜短剑，若干年前关于这种带有明显东北地方特征的青铜器所引发的争论，他仍然记忆犹新。

争论是在考古界展开的，争论的焦点是应该将使用这种青铜器的辽宁先民与哪个北方民族的族属进行对应，专家们的意见有所不同。之所以会产生争论，一方面受制于考古资料的缺乏，另一方面，在中原地区已经进入了较为发达的青铜器时代，生活在辽宁地区的先民虽然持有少量的青铜器，但是社会组织形态仍然处于原始部落，或者部落联盟状态，没有文字留传下来，中原文明还将这里视作蛮荒之地，记录的文字少之又少。

张盟以多份研究报告提到的朝阳县十二台营子古墓为例，为我们还原了学术界对于曲刃青铜剑的认知过程。

这一古墓是于1979年发现的，隶属朝阳县十二台营子乡袁台子村。古墓为土坑木棺墓，人骨架保存完整，单人仰身直肢葬，头东足西，男性，50岁左右，随葬各类遗物三十余件，铜剑放置在右侧盆骨上，双范合铸，短铤曲刃，短铤上残存麻痕。

这一古墓文化类型比较复杂，其中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在辽宁多个青铜器时代遗址中都有发现，先后出土数量多达一百余把。

这种青铜短剑形状独特，它由剑身、剑柄和石枕首等3个独立部分组成；柄首横长内空，空腔内嵌有一个石制的枕首，多为比重较大的铁矿石类，通体磨制，两端圆而鼓，中腰凹进；剑身插于剑柄的喇叭形口内，组装后如丁字形，所以有人将其称为“丁字形剑”，此外，短剑的剑身均有圆柱状突脊，故有人又称之为“柱脊剑”。当然，这种青铜短剑的剑身更为明显的特征是刃部有较大的弧度，并在剑刃中部铸有一个突尖。由于其独特的剑身造型，有国外学者将其命名为“琵琶形剑”。

这种青铜短剑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陆续出土，吸引了诸多国内外考古领域专家学者的目光，因此除上述称谓外，它还被赋予了多个名称，因最初多见于辽宁及东北，日本考古界称为“满洲式铜剑”“辽宁式铜剑”等，还有“双侧曲刃短剑”之称，吉林大学林沄先生称之为“东北系铜剑”。

从考古发现情况看，这种曲刃青铜短剑曾经在东北亚地区有着非常顽强的生命力，从西周中晚期直到汉初的800多年间，其古朴的形状和明显由其演化而来的短剑在很多遗存中都有发现，甚至对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青铜短剑样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吸收中原文化的再创造

张盟说：“从考古发现看，曲刃青铜短剑不是舶来品，多是在本地铸造，这从同一类文化遗存出土的石范中可以得到证明。”

但是，铸造青铜短剑的技术却不是原发的，因为在其出现之时，中原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马承源先生编撰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介绍，“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据化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铜、锡合金，或有少量铅，一类是铜、铅合金或者铜、锡、铅合金，以铅居多。青铜的硬度随着锡含量的增高而增强……古代的工艺奴隶对于青铜中含锡的不同而改变其物理性能，是有其清楚的认识的。”

春秋晚期，齐国有一部工程技术书，名为《考工记》，就记载了自钟鼎以下六种不同含锡量的青铜器，称为“六剂”。

春秋时期的越国是铸剑名邦，越王剑中有一种镶脊剑，甚至采用了二次铸造的方法，将剑脊镶铸在剑体当中，以达到剑身兼有坚硬和柔韧的优点。

与之相对，出土于东北各地的曲刃青铜短剑则在合金的处理上，尚远达不到同期中原文化的水平，但是辽宁的先民在剑的造型方面充分发挥出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剑身的弧曲和早期非常明显的剑突。

从目前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看，很多出土的此类短剑都有使用过的痕迹，有的剑刃部留下了精心打磨的印记。

至于青铜短剑到底属于我国北方哪个族群，引发争论的焦点后来集中到确定哪一处遗址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年代更早一些上，以便排列出源流关系。

当这一争论逐渐为陆续产生的新发现所扰动后，专家转换了一下思维，从使用青铜短剑族群的延续中来寻求答案。

战国中晚期，随着燕国“却胡”“灭貊”“筑长城”等系列措施，拓展并巩固了疆土，几乎将辽宁全境都纳入到了中原势力的版图，这为我们寻找青铜曲刃剑的流向留下了一些线索。

文献记载，战国时期与燕相邻，在东胡的东面还有一个民族——貊。貊族与燕人关系密切，似乎在习俗上与燕人很相近，因此，这一时期在大、小凌河流域与燕关系极为密切的三种遗存，多被考古学家视为与貊有关。它们之间的共性为：都以土坑墓为主，有木椁，都出土东北系铜剑，随葬品中都有燕式陶器，年代差距不大，以往研究者多将它们统称为“凌河文化”晚期遗存。

而一度被认为与曲刃青铜短剑关系密切的“东胡”则恰恰相反，目前在考古界初步断定为汉代及汉以后由东胡延续而来的乌桓、鲜卑等考古遗存中，找不到任何与曲刃青铜短剑及其相关遗物有渊源关系的迹象。

有学者认为，这类铜剑作为武器不具有实用性，是以一种象征性为主的器类，可能属于古代东北地区盛行的萨满教所使用的一种法器。然而观察青铜短剑，曲刃和剑突是在有限的剑身长度内，尽量加大锋刃的长度，从而增加了切削的效果，这也或许与貊人喜欢吃烧烤野味有关。

张盟说：“但这只是一种推测，需要得到考古实证才能确立。”

交融始自文化认同

翻看史料，关于民族关系的记载当中，有很多关于战争的记述，如《史记·周本记》中“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等，这是以事件为节点记录历史，不可避免留下的缺憾。

项目首席专家、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玉君说：“战争只是民族关系当中一种激烈的表达方式。历史上，北方游牧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交融在更多的时间里还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交流、交往等较为平和的方式进行。”

曲刃青铜短剑的主人、辽宁地区的先民——貊人，同中原文化的交往方式，从有限的史料中反映出来的多属于后一种。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燕……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貊、朝鲜、真番之利”；《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 东夷秽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降为苍海郡”……

张盟说：“貊人与中原文明能够以较为平和的方式交往，从考古发现看，首先是基于一种文化的认同。”

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中以获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东大杖子墓地最具代表性。

东大杖子古墓群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建昌县碱厂乡东大杖子村，背依燕山余脉，面对大凌河川，地处华北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上。

为了解并有效保护这处墓地，从2000年起，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三级文物部门联合在东大杖子进行了多次考古勘察。其中已发掘战国时期古墓44座，出土各类随葬器物近千件。墓葬从规模上可分大、中、小型三种，其中大型墓主要位于墓葬区的中南部，较为集中，中、小型墓葬在其周围间杂分布；均为土坑竖穴木椁墓，分为填土与封石墓两类。其中出土的金柄东北系短剑十分珍贵。

超过200座以上的墓地规模，发现有长宽近10米大型墓葬的等级，随葬成套大型精美燕文化铜礼器及具有东北土著文化特点的三柄曲刃青铜短剑，配以金柄套，诸多因素均表明：这是一处在辽宁乃至东北亚地区前所未见的等级很高且保存下来的一处战国时期具有浓郁土著文化色彩的墓地，对研究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我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专家指出：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辽宁以貊人为代表的先民当时虽然保留了很强的自身文化特点，但也明显受到了燕文化的影响。早在秦开却东胡之前，辽西一些土著民族对中原文化已经高度认同，这是燕文化向北发展的重要基础。

可以说，正是认同并逐步吸收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辽宁的先民才与后来进入这里的农耕民族一起揭开文明进程崭新的一页。

（本文照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