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侯国政

一个是近乎零海拔，一个是平均海拔4000米；一个是滨海明珠，一个是天空之城。

随团从大连到西藏采访，目的地是那曲索县，谁知从拉萨贡嘎机场刚出来时，就遭遇了强烈的高原反应。尽管来之前做足了功课，有了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高原反应仍来得猝不及防，头疼欲裂，就像有个金箍紧紧勒住似的，挥之不去，心烦意乱。

接下来，随行的队友或早或晚、或轻或重都有了高原反应。好在援藏干部有经验，在接我们时还特别带来大连市中心医院援藏的医生小轩，他细心地给我们又是量血压，又是吸氧、吃药。当晚，我独自一人躺在宾馆的床上，鼻孔里插着塑料管在一口一口吸氧，望着房间里立着的那个冰冷的装着氧气的钢瓶，此时想到的是大连援藏的一批又一批队员，他们在这种高寒、缺氧的条件下工作和生活得需要有多么坚韧的毅力，一种敬意油然而生，轻易不流的泪水瞬间滚出。

选择援藏，是一种境界，更需要一种勇气。援藏人员不仅付出了健康的代价，还要牺牲很多很多东西。

入藏采访的几日，我了解到，援藏队员中有的妻子生病卧床、有的孩子正在上学、有的父母古稀年迈……因为援藏，他们无法尽到一个丈夫、父亲或儿子该尽的义务。一旦踏上雪域高原，他们便用心用情奋战在各自的岗位上，晒得黝黑的皮肤印证着他们的艰辛和奉献。

我当面问过援藏人员这种付出值不值得，他们都表示无怨无悔，在他们的心中“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随时听从国家的需要和组织的召唤。他们是新时代可敬的援藏人。他们登上的不仅仅是海拔的高度，更是人生的高度。

从西藏归来好一段时日，头脑里还总是浮现宾馆房间里那个氧气钢瓶，也像过电影似的闪现每位援藏人员亲切面孔，好钦佩他们，也好挂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