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丰在《学习时报》撰文认为，“国进民退”之类的问题是伪命题。从政策导向看，党的“两个毫不动摇”政策一直没有变，何来谁进谁退？伪命题不能成立，但“伪命题现象”应该思考。

第一，伪命题是观念和体制错位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体制政策导向经历了两次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体制政策导向是“公私协调”，执行的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第一次转变，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社会主义过渡”，后来搞割“私有制尾巴”，体制政策导向转变为“公私排斥”。第二次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体制政策导向由“公私排斥”转变为“公私协调”。观念思维与体制政策的变化是不同步的。新的体制政策已经建立和运行，而旧的观念思维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一方面，观念思维既有强大的整体惯性，又有复杂的个体差异性，一旦形成，彻底转变很困难。另一方面，改革是渐进的，长时间两种规则并行，而市场经济又滋生了“唯利是图”“拜金主义”，形成对“公私协调”的干扰。这种状况为旧的观念思维继续存在提供了客观理由。

第二，用理论创新促进观念更新。解决“公私排斥”观念思维问题，根子在解决理论认识问题。多年来，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是“公私排斥”的。改变了体制政策，不等于同时克服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片面理解，因此要用理论澄清和理论创新回答新问题。“公私协调”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斗争只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在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这个“公”之所以好，是因为在这个“公”下面，每个“私”都能好。这清楚地表明，他们正是用“公私协调”来界定理想社会的。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社会主义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下，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这仍然是“公私协调”的思想。这个论断几乎成了“哥德巴赫猜想”，共同占有，怎么还能个人所有？不同人做过不同的解释。实际上，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破解了这个“猜想”。如今的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自身拥有的货币、技术、技能、知识、文化都可以转化为产权，许多个人在各类企业都有了股权、股票，政策鼓励劳动者增加资产性收入，鼓励发展中产阶级。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越来越走向和谐。不是说公与私、公有与私有没有矛盾，关键是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彼此排斥，而是通过互相协调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使这个优越性真正发挥出来。我们党推行的“公私协调”体制政策和观念思维，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执政者的观念思维起重要作用。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公私协调”为主导的体制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把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才会亲；遵守公权力规则，才会清。只当“清官”不够，还要加上“亲”的要求。我们的干部，是人民勤务员，必须有“公私协调”的理论自觉和工作素养。

第四，民营企业家要提高自身素质。一些民营企业家自己的观念思维还没有从“公私排斥”阴影中走出来。中央政策已经十分明确，忧心忡忡的一些人就应该想一想，自己的腰板和素质是不是有问题。大局意识如何？从大局出发，就会看到，国企是大哥、是伙伴，不是敌手。务实态度如何？认识问题要从客观实际出发，防止抽象概念演绎。国企和民企相互依存、相互合作是正常事，用务实的态度，就不会产生“谁进谁退”的误解。包容胸怀如何？改革在探索中深化，政策在实践中完善，应该有包容的胸怀，相信党的基本政策，用互相交流、上下沟通、讨论协调、总结经验的办法解决问题，不能心无定力、左顾右盼、惴惴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