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诗瀛说，关于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的情况，中国工业博物馆内有详尽的介绍。

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前，杜玉琴是该厂职工。

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该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第一个破产倒闭的公有制集体企业。

胡诗瀛

1986年出生，是中国工业博物馆最资深的讲解员。

杜玉琴

原沈阳防爆器械厂职工。

沈阳市皇姑区昆山西路93号，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原址。住在附近的杜玉琴每天都会到这里走一走，回想起企业破产那天的情景，她记忆犹新。胡诗瀛手中的扩音器既是与观众交流的无线电，也是记录沈阳、辽宁乃至中国工业历史的留声机。

杜玉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立于1966年，是沈阳变压器厂为解决家属就业，组建起来的一个职工家属生产组。

胡诗瀛：因为这家企业的破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博物馆专门对这段历史进行展览。

在展览内容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企业当时遭受的困境，虽然主管部门换成沈阳市汽车工业公司，但是没有生产工具又培养不出自己的技术人才，只能依靠女工们徒手砸铁来换取企业微薄的收入。

杜玉琴：我记得在1980年前后，几乎就没按准点发过工资，其他福利待遇是想也不敢想。但是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只要厂子还在欠的钱总有一天能还回来，所以上上下下都在混日子等着吃“大锅饭”。

石永阶是破产前倒数第二任厂长，那时他也想带领企业走出经营困境，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他很难有所作为，别说搞技术革新进行大张旗鼓的生产了，就算是疏通茅厕都需要向上级打报告做请示。

胡诗瀛：自然而然，工厂经营陷入恶性循环，比如说1984年的防爆器械厂，资产总额只有26.5万元，但是却有48.6万元的债务。进入改革的关键时期，沈阳市政府破釜沉舟，针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红黄牌”制度。也就是说，能扭亏为盈的企业——存活，还长期亏损的企业——破产。

杜玉琴：我记得，第一次让我们感受到压力，是在1985年8月3日那天。当天参加政府新闻发布会的工友说，咱们厂和农机三厂、五金铸造厂被政府亮黄牌了，说是要还不能扭亏为盈就破产。

胡诗瀛：事实上，石永阶因为与上级闹矛盾，那时已经离开防爆器械厂了。后来的事情全国百姓都知道，那两家企业因为开动脑筋紧抓生产经营，短时期就扭亏为盈进而摘掉“黄牌”的帽子，而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破产的企业。

1986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资不抵债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杜玉琴记得偌大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明亮的白炽灯难掩工友们落寞又凄伤的神情，而且会议室里安静得就连掉根针都能听得到。

杜玉琴：当天开会的主要内容，就是戴着大檐帽的工商同志宣读通告，大致内容只记得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在那天破产了。

胡诗瀛：通告的全文，正在我们博物馆进行展出。企破字第1号文件内容显示，虽然各方面为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做出努力，但是因为债务无力偿还的窘境未能改变，所以按照“沈政发1985（24）号文件精神”，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在1986年8月3日正式破产。

杜玉琴：工友们都蒙了，有的静静地掉眼泪，有的情绪激动地当场骂娘。因为不知道将来靠什么吃饭，所以本来安静的会场瞬间像“炸了锅”一样。

胡诗瀛：破产，这个当时极其敏感的词语，其实代表着沈阳对于改革的探索。沈阳市政府集体经济办公室，在当时承担“破产试验”的准备工作，并为此走访大量企业进行充分论证。

在1985年初完成《沈阳市关于城市集体工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的起草工作，在同年2月9日获得通过后以沈阳市政府文件的形式下发，由此拉开从集体企业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

杜玉琴：说实在话，那天之前的防爆器械厂啥名气都没有，但是第二天各路媒体上都能看到咱们工厂的名字。

胡诗瀛：不但《辽宁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进行报道，而且新华社也报道了，还有外国媒体报道，报道中这样写道：沈阳市实行企业破产规定，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天荒的做法，它朝着打破“大锅饭”迈进了新的一步……

杜玉琴：第二天早上，工厂的大铁门已经贴上封条，左右两侧各挂了一个白色的花圈。因为我当年已年满45周岁，所以从工厂破产的第二天开始，正式进入退休生活并按月领退休金。

胡诗瀛：当时，防爆器械厂有职工72人，其中部分职工经过培训重新就业。待业期间，每月能领取原基本工资的75%，从第7个月开始的2年内每月领取30元救济金。

命运曾经向杜玉琴关上一扇门，但是她却靠自己的努力打开一扇窗。退休闲赋在家的杜玉琴走南闯北，在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门前做起小生意，她认为人活着不能总想着过去，而是要向前看。

杜玉琴：其实，虽然大家嘴上可能没说什么，但是心里一直都念着市政府的好。工友们中间也确实卧虎藏龙，比如徐长生通过培训进入国企成为工人，还连续多年被评选为先进工作者。还有，当年就喜爱蹦蹦跳跳的张希永，现在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喜剧演员，在好多部电视剧里都见过他饰演的角色。

胡诗瀛：听说，石永阶因为不甘心让人叫作“无能厂长”，还带领全家人创业，再次干起了防爆器械，后来还开起豆腐坊拿到家附近的明廉市场去卖。

杜玉琴：虽然破产时石永阶并不是厂长，但是后来从他爱人那里知道，他总觉得对工人有不可推却的责任。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怪罪过他，因为这是改革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事情，现在大家都过得挺不错的，再也没有人去提那段历史了。

胡诗瀛：发生在沈阳的这次破产试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在那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试行）》正式通过，关于企业如何退出市场的问题从此有了法律依据。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可以说是国企改革的“破题”之地。

杜玉琴：虽然我讲不出来什么大道理，但是我知道，以前企业要是亏损就会并到好企业去，无异于损害优质企业和国家的利益。

胡诗瀛：对于改革创新的实践，辽宁从来没有停止过步伐，浴火重生的东北特钢就是例证。因为严重的债务违约，这家企业在2016年也是难以为继，后来经过破产重整加速战略投资进入。今年以来，这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得到改善，一举实现扭亏为盈。沈阳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原副主任韩耀先，曾经参与并见证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全过程，还因为这件事被人送了“送葬队长”的绰号。我记得他讲过这样的故事：与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时台下职工哭成一片不同，在1996年沈阳市一家中型企业破产时台下却是掌声阵阵。显而易见，大家都懂这个道理，那就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没能实现的对话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破产，作为发生在沈阳的重大改革试验，更加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然而，因为距离企业破产时间久远，如何在既定时间内完成采访任务，成为摆在记者面前需要首先攻克的难题。

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原厂长石永阶，已经在几年前去世。韩耀先时任沈阳市体改委专职委员，因见证破产全程而被视为采访的最佳人选，却同样不在人世了。曾经采访并见证历史时刻的媒体前辈，大多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去世而无法接受采访。

只有用最初级的采访方式——双脚去量，前往媒体曾经提及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原址，或许能够找到见证那段历史的防爆器械厂老职工。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西路93号，这个在新闻报道中提及的地址，以及一张2008年拍摄的原址图片，成为唯一的线索。

从东至西、从西至东、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反反复复差不多一个多小时过去，始终没有在蓝牌号上发现“93号”的踪迹。当地居民说，崇山西路最大不超过50号，连塔湾派出所的户籍警也连连摇头。一路打听之后，对照并不十分清晰的照片，一位稍微上些年纪的当地百姓说：看起来有些眼熟，是不是一街之隔的昆山西路93号？

皇姑区昆山西路93号，是一处临街的8层高的民宅，楼下临街的商铺是一家主题宾馆。小区内的居民说：“你问我算问对了，我小时候就住这儿附近，以前防爆器械厂就在这儿。”随即，指向记者路过的宾馆，沈阳市皇姑区昆山西路93号，那里就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旧址。

这里还有当年的老职工吗？一位当地热心居民领着记者，来到这个开放式小区边缘的民宅，沈阳市防爆器械厂退休职工杜玉琴就住在这里。

杜玉琴说，对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破产，起初她与许多工人一样无法理解，认为责任不在工人，而在于领导无方。从当下的角度回望过去的种种，无疑会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宝贵经验，对于她个人来说就是每月按时领取且每年都会增加的退休金。

当记者与胡诗瀛来到杜玉琴家进行回访时，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促成两人直接对话，只能遗憾地将两人各自讲述的内容以对话形式成稿。

胡诗瀛说，生活就是问题叠加着问题，并非每件事情都有完美的结果，但是如果不去尝试又怎么会知道呢？

1月6日，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北京科学仪器厂和沈阳科学仪器厂共同研制的中国第一台场离子显微镜——原子探针，在沈阳研制成功。该仪器成功拍摄到中国第一张能直接分辨单个原子的钨晶体场离子像照片，把中国的金属材料微结构研究工作提高到原子级水平。

1月18日，国家“六五”期间的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超级小型计算机KSJ—2730，由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并通过国家鉴定。该机技术先进，在系统结构、性能指标、系统配置、运算速度和精度、可靠性及可用性等方面，都达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2月17日，沈阳市铁西区总体改造计划经国务院批准，作为重大区域性改造工程列入国家“七五”改造计划，并给予优惠政策。

3月6日，沈阳市政府制定全国第一个企业租赁条例——《沈阳市小型企业租赁经营试行规定》。

7月1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批准，全国第一家城市建设信用社——锦州市城市建设信用社成立。

8月16日，以东北制药总厂为龙头的东药企业集团成立，这是中国医药行业最先成立的企业集团。

9月1日，沈阳地区第一家无线寻呼台（126）在沈阳电信局开通。沈阳寻呼公司鼎盛时期曾有130多家公司和上百万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