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 限

核心提示

100年前，辽宁人的业余文化生活有听大鼓、评书，看梆子戏、京剧、蹦蹦戏等等，但是，那时候的评书、鼓词、戏剧曲目多数陈旧不堪，不少曲目内容低俗，给社会带来极其不好的影响。辛亥革命胜利以后，革命党人认为若要开启民智、民德，首先要在文化领域展开一场批判封建文化，发展新文化的运动。于是他们实施了改良戏曲、提倡文明戏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使辽宁文化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悄然唤醒了蒙昧的民众对真善美的追求。

张作霖责令戏曲改良

清末年间，辽宁人的业余文化生活是经常到茶园、戏台听听大鼓、评书，看看蹦蹦戏等。然而，由于没有专门机构管理约束，各地的表演形式、演出曲目都不固定，有的是传统剧目，有的是即兴发挥，随意性很强。据辽宁省档案馆工作人员李荣介绍，那时候的鼓词、评书、戏剧曲目的内容大多陈旧不堪，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出，时间一长，人们都能将台词背得滚瓜烂熟。而且，不少曲目内容低俗，不堪入耳；艺人表演肉麻猥琐，不堪入目。很多人认为落子戏艺人是靠大嗓喊着的“乞食艺术”。为了讨看客欢心，他们什么都唱，什么都演，“荤的素的生冷不忌”，亟待加以整顿。

在这种情况下，1912年7月，奉天省学务公所制定了《征求改良通俗小说、唱本、剧本简章》。简章的宗旨是：培养国家观念，激扬军民精神，诱导企业兴旺，灌输浅近科学知识、改良鄙俗等。“这些章程的制定和颁布，使沈阳文化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而这场新的文化运动就是从戏曲改革开始的。”李荣说道。

其实，早在1910年，沈阳的文化市场就悄然发生了变革。这一年的农历五月，有个叫“木铎”的艺人来到沈阳，与于香花、杜云卿等沈阳艺人一道，在鸣盛、天香等茶园，上演了《哀江南》《大陆春秋》《国会血》等新剧。沈阳观众耳目一新，纷纷前来观看。由于这些新剧的内容涉及反日，以致遭到日本领事馆的抗议、阻挠。但是，新剧却恰如雨后春笋，在沈阳迅速蓬勃发展，第二年农历八月，艺人们又在天仙、庆丰茶园推出了《朝鲜亡国痛史》《越南亡国惨》《潘烈士投海》《亡国奴传奇》等一大批反日新剧（话剧），一时间沈阳戏曲界活跃起来。

为了整顿文化市场，刚刚升任奉天巡按使的张作霖大胆地起用了由日本留学归来的谢荫昌任奉天省教育厅厅长，负责改革文化教育。谢荫昌思想先进，看到良莠混杂的文化市场、淫秽的曲目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后，更加坚定了整治的决心。“他先后创办了奉天戏曲改良社和模范说书馆，改造了奉天省的戏园艺术，训练鼓书艺人说新书，唤醒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李荣说。

1913年2月28日，《盛京时报》刊登了奉天学务公所的一则消息，强调戏剧应与教育并重，认为当时戏曲中的迷信、淫秽内容“侵害社会和人民”，呼吁创办奉天戏曲改良社，从而谋求改善社会、促进“人群之进化”的新途径。这则建议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戏剧界的响应和支持。

1913年3月15日，奉天戏曲改良社正式成立，寿玺当选名誉社长，穆介臣当选社长。改良社下设评议部、干事部、女干事部、文事部、交际部、调查部、会计部等部门。当年4月，奉天改良戏曲馆成立，馆内设立练习所，收容一些儿童学习戏剧。此馆职责是审查上演剧目和监督、协助戏剧班社上演新剧目。

与此同时，奉天教育司创办奉天模范说书馆，该馆附设评词鼓书研究社，一面招考研究人员，一面编印古今唱本，供艺人演唱，弘扬民族文化，提倡移风易俗。当时报考的艺人不下200人。1914年3月30日，评词鼓书研究社第一届研究员班期满，有马悦卿等55人获得登记证书，并准许演出。同年，《奉天公报》发表了评词鼓书研究社第一届研究员毕业等级分数表。

1913年8月12日，奉天行政公署接受奉天改良戏曲馆馆长李勃双的建议，下令禁止演出《卖胭脂》《狐狸缘》《双灯记》《杀子报》《大劈棺》等20余个内容不健康曲目，禁止在沈阳小河沿等处演出内容淫秽下流的蹦蹦戏。训令中指出：“窃以社会教育甫见萌芽，取缔淫戏最为急务。若淫亵戏曲未能禁止，诚恐枝叶未茂本实先拨。其障碍教育，影响人心关系殊匪浅显。除将近日流行淫戏遵令开单，呈请禁止外，兹查有小河沿及西门外，有蹦蹦戏一种，淫亵尤甚。拟请令行警察厅设法禁止，以肃风化。”

在多种举措下，奉天省的文化市场出现繁荣的局面，一批新的戏曲、曲艺，像梅花大鼓、京韵大鼓、京剧等越来越受到群众的欢迎。1915年，由王精一自导自演的《吗啡针之害》、蒋荫棠、左慈、田锡侯编曲的学堂乐歌《苏武牧羊》等新剧目在沈阳上演和传唱，受到国人的普遍喜爱。

戏园所演戏目须送审备案

为了实施政府职能，管理好文化市场，奉天省当局制定了一系列措施。1922年1月，奉天教育会提出《取缔伤风化之小说戏曲影片案》：“我奉茶社、戏场、电影园以及各书肆，所演唱或售卖之淫秽之小说、戏剧、影片，触目皆是，天性本善之人浸淫于万恶之环境，鲜有不为浊浪卷以去者。今后欲使民智民德日趋高尚，非严行取缔有伤风化之小说、戏剧、影片不可也。”为此，奉天市政公所制定了17条规则，对于有伤风化之戏曲、影片等一概取缔，同时遴派视察员前往各书肆、戏园视察，对“倘仍不遵，除禁演禁卖外，并处以相当罚金”，各园欲演戏目、书肆所售书目，均须送审备案。

为了贯彻实施这一文化管理措施，奉天省当局组织成立了“取缔不良小说戏曲影片委员会”，省城由教育厅、教育会、市政公所组成，各县由教育公所、教育会、市政公所组成，经严密调查发现问题，通知警察厅办理。

其间，沈阳县公署下令查禁蹦蹦戏，“据报载道义屯有蹦蹦戏情事，伤风败俗，莫此为甚”。1925年，沈阳县知事关定保颁发布告，张贴于全县各农村，严禁演出蹦蹦戏。而评戏也被贴上“性近妖冶、有碍风化”的标签遭到禁演。

1924年5月17日，奉天市政公所再次发出布告，将文化管理要求上升到法律约束，对公然违法者处以拘役或罚金，视情节轻重确定拘役时间和罚金数额。

奉天省当局非常注重对艺人的素质教育，1924年夏，成立了“以养成演奏改良书曲之艺员为宗旨”的“改良书曲传习社”，分批安排艺人进传习社进行改良书曲的教育。规定凡在市区内说书者，年龄在13岁以上40岁以下者皆得入社传习，主要传习各种改良书目、应用文字及职业道德，学制一年。传习社对学员要求很严格，须经过考核，成绩合格者发放证书，登记造册，发放营业许可证，才允许登台演唱。一系列举措净化了文化市场，也维护了艺人自身利益。

1925年5月，评词演员李庆魁等一批文艺界人士组织发起了奉天改良书曲研究会，来规范艺人，维持社会风化，推广改良曲本。该研究会设正副会长各一人，首任会长李庆魁、副会长曾宪元，会内分设总务部、文牍部、研究部、调查部四部。首批登记入社的艺人有305人，主要是评词、大鼓、相声、戏曲、快书、竹板书、拉洋片、武术、戏法及电影方面的艺人。

1927年，奉天改良书曲研究会会员增至529人， 职业种类又增加了小曲、口技、双簧、单弦等。该研究会在改良书曲的同时，还组织会员献艺义演、筹款赈济受灾难民等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好评。

1929年4月，奉天改良书曲研究会改名为沈阳市书曲研究会，会员范围也由最初奉天当地和省内各县扩展到北平、天津、长春、哈尔滨等地，人数迅速增至869人。

“绿色”落子戏得到长足发展

经过整顿的奉天文艺市场日渐繁兴，特别是改良后的奉天落子发展很快，剧目、说口、表演等均有彻底改变，刻意避免低俗淫秽，极力向“绿色”靠拢，并最终演变成享誉全国的评剧艺术。

李荣说，奉天落子形成于清末，多在乡村演出，最初的演出场所多在粪土堆、土台、场院上，剧目多是几个人物对口小戏，戏班一般有8至10人，大多数演员是男艺人。其表演没有固定的形式，可根据环境和观众爱好，随意增减，曲目不正规，有些很低俗，受到当局的限制，还曾以“有伤风化”为由被禁止演出。后来，因落子戏艺人朱进才曾搭救张作霖性命，落子戏得到张作霖的支持，随之广受欢迎。1916年以后，奉天城内大街小巷，男女老少都会唱几句落子，甚至当时还有“奉天是落子的奉天”的说法。

“奉天落子不仅东北人喜欢，在全国各地也颇受欢迎。当时奉天的警世戏社在天津演出时全城为之倾倒，京剧演员梅兰芳称其为‘土坷垃成精，必成大器’。芙蓉花在北平演出时，戏园贴出写有‘特聘驰名艺员芙蓉花等来京演出奉天落子’的戏报，仅《马寡妇开店》一个剧目便创造出月演36场的纪录。白玉霜、爱莲君、钰灵芝各带戏社在上海合作组成‘三联社’，上演6小时的1场、3小时的19场、2小时的49场。据当年上海的报纸报道：‘整个上海出现了奉天落子热，老百姓像着了魔似的迷上了奉天落子戏。’”李荣说道。

据介绍，这个时期，落子戏在沈阳得到快速发展，与沈阳文化市场的整顿，对落子戏进行改良有很大关系。适应时代需要，演文明戏不仅使落子戏得到社会的认可，也使其自身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奉天省出台的一系列改良戏曲的举措下，所有落子戏班进入沈阳演出都要表明他们演出的是文明戏，在剧目广告上都要冠以“文明新戏”或“新剧”等字样，否则不予批准。

李荣表示，由粪土堆继而土台上演出的落子戏，到后来发展成为登上大雅之堂的评剧分支，是民国初年奉天当局实行戏曲改良的结果，由此可见，奉天戏曲改良社、奉天模范说书馆鼓荡的改良之风，起到了社会教育、整肃风化的作用。

史记

SHIJI

落子戏艺人智救张作霖

奉天落子最终能登上大雅之堂，与张氏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早年的张作霖因扩充势力，惹怒了辽阳军阀冯德麟。冯德麟串通俄国军队剿灭张作霖。张作霖寡不敌众，一人杀出重围逃到中安堡。这天，中安堡正逢大集，集上有一个落子戏班在演出，赶集看戏的人特别多。张作霖情急之下钻进人群，直奔后台。一个叫朱进才的箱倌儿见闯进一个生人，忙问他是干什么的。张作霖哀求说：“大哥，快救救我！俄国兵在后边追我呢！”

朱进才二话没说，立即替张作霖把匣枪和帽子藏好，又拿起笔在他脸上抹画起来，几笔就把张作霖画成了黑包公。接着，取出一件紫色蟒袍、一顶乌纱帽和一副髯口给张作霖穿戴上，然后让他坐在大衣箱旁边的木凳上，好像是等待上场的演员一样。俄军追来，在后台搜了半天毫无结果，翻译问道：“方才进来的那个小个子哪里去了？”朱进才说：“什么小个子？没看见！”那个翻译说：“眼看着他进来了，你怎么没看见呢？”“不信你就找嘛，这巴掌大的小棚子，还能藏住个大活人？”朱进才说罢走到炉子旁，拿起炉钩子捅起炉子来，捅得满屋是烟，熏得翻译和俄国兵直捂鼻子，他们也顾不得再去找人，在屋里转了转便匆匆离去。

俄国兵走远后，朱进才为张作霖摘下乌纱帽，脱下戏衣，打来一盆洗脸水，让他把脸洗净，又把匣枪和帽子还给他，还取出两个苞米面饼子，交给他说：“穷唱落子的，没别的好吃的，这两个饼子带着路上吃吧！”

张作霖十分感动，问知姓名后，离开了戏班。

17年后的1916年，做了盛武将军的张作霖专程派人把朱进才接到奉天。从此，朱进才和他的落子戏班便成了大帅府的上宾。落子戏得到张作霖的支持后，在沈阳登上了“大雅之堂”，取得了合法演出的地位。

（省档案馆供图）

专家档案

DANGAN

李荣

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毕业，现就职于辽宁省档案馆编研展览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