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　越

青花人物故事棒槌瓶。

在沈阳故宫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康熙青花人物故事棒槌瓶。它展现了我国清代民窑瓷器的最高水平。清朝初年的一系列鼓励政策，推动了制瓷业的繁荣复兴，以青花瓷为代表的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海外，一时间“欧土重华瓷”，在欧洲兴起一股中国瓷器收藏热。

康熙年间创制棒槌瓶，描绘《水浒》故事

沈阳故宫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青花人物故事棒槌瓶，高45厘米，口径11.7厘米，足颈13.4厘米。瓶盘口、短颈、折肩，瓶身直筒形状，因形似洗衣服用的棒槌而得名，是康熙时期（1662年至1722年）最为典型的器型之一。“棒槌瓶样式为康熙年间创制，多为景德镇民窑烧制。”沈阳故宫博物馆研究员罗丽欣告诉记者。

棒槌瓶腹部的主体图案，描绘的是《水浒》故事中，绿林首领款待送别朋友的场景。只见画面中山峰怪石林立，祥云缭绕，松枝点点，一群梁山好汉立于大路间，中央是一位头戴双翎冠、身着朝服的首领，其身后及旁边跟随侍从多人，手持旗幡、长刀和酒壶等器具，正为一儒者把酒送行。

“康熙民窑瓷中，最有代表性的图案就是‘刀马人’，即瓷上绘画战争历史故事、挂刀骑马的人物，题材选择《三国演义》《水浒》等故事。”罗丽欣介绍，细看这个棒槌瓶，青花绘画的远山近水、山石流云、人物衣饰，都有丰富的层次感，用笔精心，应为康熙年间民窑生产的青花器，原为沈阳故宫旧藏。

记者查阅资料得知，康熙青花瓷品使用纯净的云南天然钴土矿煅烧而成的珠明料和上等浙江产钴料，体现出青翠明快、色泽艳丽、层次分明的特点，居清代青花瓷之首。仅用一种色料，康熙青花瓷就能表现出“墨分五色”的中国传统水墨画意境，被后世赞为“五彩青花”。此外，康熙瓷器大部分都烧得精致，也应归功胎体的精良和制坯技术的成熟，康熙瓷器胎土都淘洗精细，胎体洁白坚致。因此我国瓷器专著《饮流斋说瓷》称，“青花、五彩，以康熙为极轨。”

清初废除匠籍制度，激发民间窑工画匠创新热情

“中国的陶瓷手工业，发展到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到鼎盛时期。而瓷器烧造技术得以大幅提高的重要原因，是清初废除匠籍制度，实行雇募制，提高了制瓷工匠的积极性。”罗丽欣说。

专门的匠籍制度始于元代。元朝把全国人户分为民、军、匠三类，把匠人（手工业者）单独编入户籍，以方便强制征调工匠。为了保证劳动力的持续与稳定，匠户必须世代承袭。明朝继承这一制度。元明两朝的匠籍制度，能够聚集大批各类技艺高超的窑工，稳定了生产瓷器的人才队伍，使瓷器生产走向专业化、规模化，带动了景德镇及整个中国瓷业的迅猛发展。

但是，随着明末清初商品经济的繁荣，匠籍制度对瓷业的消极作用也日益彰显。清顺治二年(1645年)，朝廷废除了延续400多年的匠籍制度。据《清文献通考》记载：“前明之例，民以籍分，故有官籍、民籍、军籍，医、匠、驿、灶籍，皆世其业，以应差役。至是（顺治二年）除之。”这一举措，改变了明代派征夫役的封建劳役剥削形式，采用以金钱雇用劳动力的方式，它标志着手工业生产徭役时代的结束。

到康熙年间，社会逐渐安定，官窑烧造正式恢复，瓷器制造进入复苏期。据清景德镇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年）开始，清政府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派遣监督官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来景德镇驻厂主持陶务，“凡工匠物料，动支正项销算，公帑俱按工给值，陶成之器，每岁照限解京”。御窑厂平时只有约二三十人的额定人员，有制造任务时，官府通过招募的方法使用工匠，匠人可以自由选择去官窑或者民窑。清《古铜瓷器考·古窑器考》记载，御窑给窑工的工钱“与市贾适均，且格外加厚，窑户率以致富，乐以趋事。”优厚的酬金激发起优秀工匠的劳动积极性，因此，康熙时期，中国制瓷业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采用“官搭民烧”方式，促进民窑烧造技艺提升

这件青花人物故事棒槌瓶，是康熙朝民间窑场的代表作，其质量工艺甚至已经超过官窑瓷。而民窑技艺快速提升的根源，也得益于当时匠籍制度的废除和“官搭民烧”的方式。

随着匠籍制度的废除，一些有高超制瓷技艺的御窑工匠进入民窑，带动了景德镇民间窑厂制瓷水平的提高。清康熙十九年之后，御窑厂采取“官搭民烧”的方式，即官窑器在御厂内完成制坯成型的工序后，在民窑中搭烧，由民窑承担官窑的烧造任务。由此，民窑借鉴了官窑的精工细作，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和精细程度。如清代《景德镇陶录校注》中记载：“厂器尽搭烧民窑，照数给值，无役派赔累”，这使官窑的技术配方完全公开，优质的制瓷材料、精湛的制瓷工艺技术与瓷器绘画技法都毫无障碍地进入民窑，极大地提高了民窑瓷器的烧造质量与艺术表现力。

此后康熙朝民窑的制瓷艺术逐渐与官窑相当，那么二者在题材内容上还有什么区别呢？罗丽欣告诉记者，官窑题材多比较固定，如福禄寿喜、一品青莲、龙凤呈祥、二龙戏珠、云鹤云龙、寿字等，寓意富贵吉祥、幸福繁荣等内涵；相比较而言，民窑都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题材为主，更丰富多样，生活气息浓郁，纹饰生动活泼，以商品生产为目的，其创造性远远大于官窑，容易将民间艺术的年画、戏曲等各种艺术形式融合进来，它有意无意地笔墨，烧出来的效果会有出乎意料的画面成色。因此康熙时期，民窑青花瓷达到清代最高水平。

史料记载，清初生产民间日用粗瓷的窑厂在全国多数地方都有分布，主要制造缸、罐、盘、碗等，生产细瓷的窑厂分布的地方比较集中，清初最有名的地方有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江苏宜兴、广东石湾等地，在这些地方也出产粗瓷，但更以善于制造精美细致的细瓷闻名，如观赏器物、文房器物等。当然，清代最负盛名的民窑还是在江西景德镇。

解海禁设四大海关，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海外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其后解除了自顺治以来长达40余年的海禁，随后设立闽（漳州）、粤（广州）、江（上海）、浙（宁波）四处海关，分别管理对外贸易事务。于是中国民窑瓷器大量销往海外，超过了明代的贸易规模，一时间“欧土重华瓷”，在欧洲兴起收藏中国瓷器热。

康熙时期远销欧洲的中国瓷器，绝大多数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完成的。据荷兰学者T·佛尔克在《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中记载，17世纪至18世纪，运往荷兰的中国瓷器至少在6000万件以上。

当时青花瓷和五彩瓷是最主要的外销品种，欧洲人“举凡华瓷，不分类别，一并兼收”。随着中国瓷器在欧洲广受欢迎，特别是得到欧洲上流社会的青睐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专门定制中国瓷器，以适应欧洲人日常生活和饮食习惯的需求，于是中国民窑外销瓷根据外国人喜好，在本土风格中融入西洋特色。民窑陶工按照送来的画稿、木制模型或者是欧洲玻璃器、金银器等器型按需生产，图案内容变得西洋化，如描绘西洋人物、建筑风景、徽章图案以及希腊和罗马神话故事，一些适应欧洲人生活习惯的新器型也陆续出现。

在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皇室、贵族收集中国瓷器的热情高涨并达到顶峰，各国王室纷纷建立瓷器陈列室。据有关史料估算，英国人在18世纪初，把2500万件到3000万件瓷器运到了欧洲。随着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越来越多，中国瓷器由上层社会的奢侈品，逐渐走入民间厨房餐桌，渐渐成为普通大众的日常用品。

（沈阳故宫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