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十大贡献

清史专家认为，努尔哈赤的历史贡献约有十件：

统一女真各部、统一东北地区、制定满洲文字、创建八旗制度、促进满族形成、建立后金政权、丰富军事经验、制定抚蒙政策、推进社会改革以及决策迁都沈阳。

他从一个采蘑菇、拾松子的穷苦少年，成长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开创者、奠基人，清太祖努尔哈赤何以成功？近年来，关于努尔哈赤的传记、论著、小说以及影视作品层出不穷，但很少有人从成功学的角度出发，还原“老罕王”的创业路。记者从成功学中挑选了五个关键词：勇气、隐忍、创新、学习和果断，讲述努尔哈赤波澜壮阔的一生。

勇气——集中兵力 各个击破

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二十三，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约六万人，兵临宁远城下。次日，著名的宁远之战正式打响。连攻三日后，后金大军突然撤退。此前战无不胜的八旗铁骑，为何突然放弃宁远城？

对于弃城原因，《明熹宗实录》记载说：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放声大哭。有学者认为，这个“大头目”就是努尔哈赤。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说：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遂胸怀忿恨而回沈阳。同年八月，68岁的努尔哈赤在返回沈阳途中去世。

宁远之战，既是努尔哈赤一生最后一战，也是他44年军事生涯中仅有的一场失败。从25岁凭“十三副遗甲”起兵，到兵败宁远城，努尔哈赤一生先后取得古勒山之战、乌碣之战、抚清之战、萨尔浒之战等12次大捷。

一次失败，抹杀不了杰出的军事成就。史称努尔哈赤“用兵如神”，那句“恁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充分彰显了敢作敢为毫不畏惧的英雄气魄。戎马一生的努尔哈赤，让人最为佩服的经典战役，当数以少胜多的萨尔浒之战。

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明朝集结近十万部队进攻赫图阿拉，得到明军兵分四路来袭的情报后，努尔哈赤果断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部署，用6万精锐部队逐一“死磕”劳师远征的明军。结果，5天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5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此战役以明军大败而告终。

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在总结努尔哈赤军事成就时认为，他在作战指挥艺术上，对许多军事原则，如重视侦察、临机善断、诱敌深入、据险设伏、巧用疑兵、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一鼓作气、速战速决、里应外合等，都能熟练运用并予以发挥，丰富了中华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

隐忍——看边进贡 忠顺已久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明朝敕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并赐宝剑一把。这把龙虎将军剑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如果万历皇帝能够预知几十年后，努尔哈赤的子孙将入主中原，他一定不会重奖这位“不安分”的臣民。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25岁的努尔哈赤召集部众百人，以“十三副遗甲”起兵，替祖父和父亲报仇。此后，努尔哈赤以“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揭开了统一建州女真以及整个女真各部战争的帷幕。

努尔哈赤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实力越来越雄厚，明廷非但不加以干涉，反而给予“奖励”，这是为什么呢？沈阳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武斌认为，努尔哈赤最初起兵，只是针对他有威胁的女真各部落，进而统一女真，并不是要反皇帝、反大明王朝。那时的努尔哈赤还没有实力与明王朝分庭抗礼，兵戎相见。所以，他对明朝的态度始终暧昧，经常说自己给大明王朝“忠顺看边”。

据记载，努尔哈赤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间，先后到北京朝贡七次之多。“频繁进京朝贡，起初肯定是为了向朝廷表示‘忠诚’。”武斌认为，从偏远的辽东山区来到京师，紫禁城的巍峨壮丽，帝都的市井繁华，不能不给努尔哈赤以巨大的心灵震撼，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他产生了“将相宁有种乎”的感慨，生长出取而代之的野心。因此，后来的“朝贡”更大的意义可能在于侦察和迷惑朝廷。

即使到了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也就是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的前一年，他还曾到北京朝贡。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在有关记述努尔哈赤朝贡的文章中写道：此行收获极大，礼品带得足，让朝中得到实惠的大臣们极为高兴，异口同声地褒扬努尔哈赤，蓟辽总督还向朝廷奏称其“唯命是从”，就连万历皇帝都赐予了诸多钱物。

根据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穆鸿利的研究，努尔哈赤其实很早就有称王称汗的准备，“早在建费阿拉城时，即‘自主称王’”。

正是这样一边不断朝贡称臣，一边发展和壮大，从而一步步地为称汗立国做着准备。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在八旗贝勒大臣拥戴下，努尔哈赤正式称汗，并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

回过头来再看努尔哈赤不断进京朝贡的举动，更像是因实力不济，而不得不做出的隐忍退让之举。

创新——并肩同坐 共议大政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留给后人重要的政治遗产。八旗制度的建立，结束了满族“部落无统”、关系涣散的落后局面。事实上，除八旗制度以外，努尔哈赤还创造了鲜为人知的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阎崇年称其为“贵族共和制”，也有人形容是“八王共治”。

努尔哈赤立国之初凡遇军国大事，必于“殿之两侧搭八幄，八旗之诸贝勒、大臣于八处坐”，共商大计。这便是“并肩同坐，共议大政”的雏形。辽宁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廖晓晴认为，当时满族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之际，尚存有浓厚的奴隶主贵族军事民主的习俗，所以才有了“八王共治”制度。

沈阳故宫的大政殿和十王亭便是努尔哈赤时期“君臣合署办公”政治体制的写照，这与千百年来封建帝王们，为体现唯我独尊的朝政体制，而形成的那种宫殿布局形式迥然不同。那么，这种“贵族共和制”有什么好处呢？原来，该制度强调“同心谋国”，共议国是，在政治上汗王与八和硕贝勒处于平等的地位，国家大事的决策，军事义务的承担，掠获品的分配，司法权的行使，都要经过大家共议才能决定。

天命六年（1621年）二月，努尔哈赤命四大和硕贝勒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握。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以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济尔哈朗等八人为八和硕贝勒（即旗主贝勒），实行“八王共治”。不过，“八王共治”在皇太极时期逐渐变为“南面独坐”，而不再是“并肩同坐，共议大政”。

天聪六年（1632年），随着阿敏被幽禁，莽古尔泰遭受处罚，原有的大贝勒阶层开始解体，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学习——推崇汉化 以儒治国

努尔哈赤年轻时，到山上挖人参、采蘑菇、拾松子，然后到抚顺的马市交易。这一过程中，不仅开拓了他的视野，还让他结交到很多汉族知识分子。在努尔哈赤身边，有龚正陆、方孝忠等多位汉人老师，这些人对他了解中原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说，努尔哈赤特别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四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起供奉孔子及先贤的文庙，可见他已经认同中原文化。

另外，在逐渐形成以儒治国的思想体系过程中，努尔哈赤着重提出搜集、整理中原民族治国理政得失的典章、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滕绍箴指出，努尔哈赤从天命建元前后，侧重运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改造社会，试图建立以尧舜时期为模式的协和社会。

努尔哈赤积极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不仅没有放弃本民族文化，甚至还将满族文化发扬光大，比如创制满族文字。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因齐噶盖，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这就是无圈点的老满文。皇太极时期，又对老满文加以改进，改成加圈点的新满文。我国现存满文图书1000余种，满文档案200余万件。

廖晓晴回忆说：“我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北京故宫的皇史宬参观，老师冲着堆积如山的满文档案说，这些档案你们一辈子都研究不完。所以说，满文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财富。”

满族之所以迅速崛起，与努尔哈赤善于学习中原先进文化，并勇于创新密不可分。

果断——迁都沈阳 开创帝业

在廖晓晴看来，努尔哈赤就是沈阳之父，没有努尔哈赤的迁都之举，哪来今日的沈阳城？

确实，在沈阳的城市发展历史上，努尔哈赤在沈阳定都，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节点。沈阳由一个普通的关外小城一跃而成为一代都城，成为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努尔哈赤功不可没。

天命十年（1625），在努尔哈赤的主张下，后金都城由辽阳迁至沈阳。从此，开始了沈阳作为都城的历史。关于迁都沈阳一事。大臣普遍持反对意见，但努尔哈赤坚持己见，他认为：“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朕筹此熟矣，汝等宁不计及耶！”这一决定，把后金政权的统治中心移到沈阳，使沈阳具有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综合性城市功能。关于迁都的原因，武斌认为，迁都并非仓促间决定并实行的，“迁都的原因，按《清实录》所记，是努尔哈赤为日后发展的考虑。”

总之，迁都沈阳为进一步与明朝抗衡，最终图谋天下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初三日早晨率部众离开东京城（辽阳），当晚宿于距沈阳十里的虎皮驿，次日正式进入沈阳。正是努尔哈赤的果断之举，一个有关“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故事，便由此拉开序幕。

辽宁历史文化

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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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年—1626年），清朝的奠基者。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割据辽东，建元天命。萨尔浒战役后，迁都沈阳。之后席卷辽东，攻下明朝数十座城池。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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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臣

自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到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这60余年中，在清太祖、清太宗身边，活跃着范文程、洪承畴等许多著名汉臣的身影，正是依靠他们的出谋划策，清王朝得以入主中原。

范文程

北宋名相范仲淹十七世孙范文程，是清初最重要的一位汉臣。他去世时，康熙亲自为其撰写祭文，可见其贡献有多大。

范文程是沈阳人，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在沈阳考取了秀才，时年18岁。随着努尔哈赤不断在辽东地区攻城略地，范文程主动求见正求贤若渴的“老汗王”。此后，他很快就脱颖而出，清初的很多规章制度皆出自他手，史称清初文臣之首。

到皇太极时期，范文程更受器重，凡讨伐明朝的策略、策反明朝官员、进攻朝鲜、抚定蒙古、国家制度的建设等等，他都参与决策。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书多尔衮，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当多尔衮顺利拿下北京后，在范文程等人的建议下，北京故宫得以保存。康熙五年（1666年），范文程去世，终年70岁。

洪承畴

在反映清初的清宫戏中，关于孝庄劝降洪承畴的故事反复被提及。其实，正史上对此事没有任何记载。但皇太极为得到这位明朝大将，也是费了很大周折。清入关后，顺治任命洪承畴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佐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 相当于当时的宰相。

吴三桂

他是一位饱受争议之人，人们对他的评价贬多于褒。

他就是吴三桂。在1644年这一特殊年份中，他的“冲冠一怒为红颜”，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崇祯十七年（1644年）降清，在山海关大战中大败李自成，封平西王。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镇守云南，引兵入缅甸，迫缅甸王交出南明永历帝。晚年的吴三桂，又起兵反清。

“三顺王”

在清朝，汉人一般是不能封王的，但在清初，为了笼络汉人，清朝统治者曾为多位降清的明将封王。

孔有德被封为恭顺王、尚可喜被封为智顺王、耿仲明被封为怀顺王，由于每个人封王的名字中都有“顺”字，故而称为“三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