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 爽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一套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丛书。能够坚持出版30年，并且愈发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是出版方和国内学人共同的坚持。而这种坚持，让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海外汉学著作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线。30年，180多种图书，给我们提供了180多个观察中国的视角。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是国内人文学术出版的一大品牌，也是江苏人民出版社最重要的产品线之一。截至2018年10月，已出图书185种，在编及在译选题数十种，每年仍有新选题不断遴选纳入。其所出和待出的图书，可谓本本皆为优中选优、精里选精，反映了海外中国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一套30年里中国学界无人不读的丛书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文化热方兴未艾，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成果成为潮流。1981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规模之宏大以及品质之高一时无两，由此掀起了国内众多出版社翻译海外学术著作的热潮。也是在这个大潮中，198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本着“做一套好书，走向全国”的目的，率先译介推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希望借“另一双眼睛”看中国，以此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国学术的国际化进程。

包括《中国的现代化》（罗兹曼主编）、《中国：传统与变革》（费正清等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余英时著）、《寻求富强》（史华兹著）、《儒家思想新论》（杜维明著）等著作在内的第一批译著出版后，在学术界和读者中赢得了一片喝彩声。

经过30年的努力， 180多种高质量译作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成为当代中国出版的奇迹。这套丛书所出图书涉及中国从古及今的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思想、宗教、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可谓内容宏富，包罗万象；作者囊括了海外特别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研究专家，如早期的拉铁摩尔、费正清、列文森、史华兹等，中生代的孔飞力、易劳逸、魏斐德等，目前的中坚力量宇文所安、彭慕兰、周锡瑞、滨下武志、池田知久、冯珠娣、薛凤等，另外还有旅居海外的华裔著名学者如萧公权、杨联陞等；译者，则荟萃了一批国内人文社科领域的一流学者，如雷颐、何兆武、钱乘旦、陈谦平、陈红民、唐晓峰、李明欢、纪志刚、高晞等。

对这套丛书的影响，南京大学教授程章灿这样总结：“这套书涉及面很广，包括中国研究的各个方面，为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带来了新的信息、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没有一个认真严肃的学者没读过这套书，只是读得多还是少的问题。”

读者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切

丛书的出版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赢得了喝彩，未见得就能赢得市场。“在丛书的第一个十年里，出版社一直肩负着巨大的经济负担。社里也曾经有过停止出版的想法。”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府建明说，“到了2000年以后，丛书的市场情况有了很大好转，社会各界的反响越来越好，重印率在90%以上，几乎所有的学术专业书店，都把这套丛书当成看家书，设有专柜。”

作为30年间这套丛书唯一的主编，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刘东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坚持：“这套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丛书，当然是一项值得称道的成就，而这项成就的取得，也当然要归功于他们罕见的耐力，归功于他们对于学术的热忱。30年来，这套丛书经历了五任社领导，也一直背负着相当的财务负担，可这些出版人不光是矢志不移，而且还越干越带劲、越投入了。也正是因此，在这个创办30周年的日子里，我最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些出版人比我本人更兴奋。这正像我以前打过的比方：你刚把一杯咖啡端起来时，那意味着大概你要提提神；而如果把它端上两个小时，那大概你是在发呆闹失恋；可要是你把它整整端上30年，那么，就连你自己都已修炼成文物了！”

对于蔚为大观的译者队伍和读者队伍，刘东同样表示了感谢：学术翻译本来就不轻松，本来就属于为人作嫁的功德，更不要说现在还有个怪现象，再差劲的学术写作都能申报成果，可再优秀的学术翻译都不能。即使这样，还是有前后不下200个译者，共同支撑起了它180多个选题。无论如何，大陆学者既为数众多，又不怕吃苦，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这种成功的获得，还必须背靠巨大的汉语共同体——我们所拥有的堪称海量的读者。丛书的成功，仰仗广大读者对学术的热爱，以及通过这种热爱又可以看出来的他们对于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抱持着怎样的好奇与关切。在这个意义上，才是这套书的强大民意基础，也就是说，这些读者是把手中的钞票当作选票，在他们有权作出选择的图书市场上，向我们的出版项目投了赞成票。

用多重视角和多种维度来看待中国问题

“我们引进的不仅仅是一批书，而是一个知识领域、一个学术传统。”刘东这样评价这套丛书，“我选书的目的，简单说只有一条，就是它激发了我，有举一反三的可能性。我读一本书，就期待它很过瘾，很刺激我，这就来自于文化的异质性。”

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徐海表示，希望用多重视角、多种维度来看待中国问题，这是我们当初的理念。这180本书，就为我们提供了至少180个看待中国问题的视角，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引进了一个全新的知识增长点，打开了中国学者相对封闭的眼界；二是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出人意料的研究领域，拓展了中国学人的视野，让国人知道学术原来可以做得更精彩；三是中为西学、洋为中用的交互过程，为中外文化的交流架构了更为宽阔的桥梁。

30年，180多种图书，蔚为大观。逐一介绍显然并不可能，仅选择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几种，拣选著名书评家的评论作以简单介绍：

《中国与达尔文》：我们相信，人定胜天。人可以改变自然，自然出了问题，人还能够补救它。这种想法的根源，我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媒体人梁文道）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将长时段的视角及计量史学的方法引入到中西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新的近代经济发展图景，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当时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

《儒教与道教》：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解读中国，虽被同行称为“伟大的外行”，但其中它对道教的出世与入世的探讨在今天读来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南京大学教授孙亦平）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拉铁摩尔对“边疆”进行了重新定义，并且对长城地域的广阔、不稳定的社会特性，及其在两种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从而提出独到的“贮存地”说。（历史学者岑丽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