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傅淞巍

核心提示

明清两朝时，朝鲜半岛的使节团频繁前往中国，留下了大量的旅途记录。

由于使节团经行的大部分路段在今辽宁地区，这些记录对当时辽宁地区的地理、文化、军事、人物等方面均有生动翔实的记述，这也成为研究明清时期辽宁历史的珍贵资料和佐证。

山河俊美，行程艰险

“自明朝洪武初年到清朝光绪年间，朝鲜半岛使臣赴中国的出使之旅持续了500余年，谱写了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睦邻友好的华章。”辽宁省博物馆馆员温科学对记者说。

温科学介绍说，据《明实录》《李朝实录》和《高丽史》等文献记载，明朝时期，朝鲜半岛共派出使团1252次，平均每年出使4.6次，每个使团平均为30人，常常是上一个使团还未离开中国，下一个使团又已抵达。到了清朝，为了体恤朝鲜半岛使臣路途辛劳，朝廷把冬至、正朝、圣节三个使团合并，临时的谢恩、奏请、陈贺、进香、请安等使团也常与每年例行的使团合并为一，因此清朝时朝鲜使团少则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待遇也要比明朝高，位居亲王以下、各国使臣之上，能经常得到皇帝的接见、赐宴、赏酒。

至于朝鲜半岛使团的行程，则多有变更。如明初目的地是南京城，清初的目的地是盛京城，大部分时期则要到达北京城。至于具体行程，则有陆海交替和纯陆路之分。

“路线虽几经改易，但今辽宁地区在整个行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的地在盛京时，使臣所经路段均在今辽宁境内，即便走海路，辽东半岛也是必经之地，即使到北京城，其2/3旅途也在今辽宁地区——当时称为辽东。”温科学说。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赴中国的朝鲜半岛使臣留下了大量使行记录，记载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明朝时被称为《朝天录》，清朝时被称为《燕行录》。温科学表示，这些持续500余年、生动且具有现场感的使行记录，以其独特的视角，记录明清时期辽宁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是对中国相关史料的有益补充和佐证。

朝鲜半岛使臣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在辽东山地、辽河平原、辽西丘陵中穿行，最直观感受到的是辽东的地理风貌，辽宁境内的俊美山川遂成他们的观察和吟咏对象。凤凰山是使臣们跨过鸭绿江后所见到的第一座大山，诸多朝鲜半岛使臣为其震撼，以诗文描绘其雄奇险秀之状，其中尹根寿（1537—1616年）即兴赋诗：“征车又过凤凰山，回首烟云缥缈间。天外数峰谁得似，镜台妆罢美人鬟。”

位于广宁城（今北镇）西五里的医巫闾山，亦为朝鲜半岛使臣们赞叹，其中黄士佑（1486—1536年）称赞它为“万壑千峰奇秀特立，如鬼剜神锼，飞腾涌出于云霄间”。

当然，当时辽东地区的交通条件、开发程度也让行程充满艰辛。《李朝实录》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记载：“在先本国使臣来往东八站（指今丹东至辽阳之间）一路，自来山高水险……冬月冰滑雪深，人马多有倒损。又有开州、龙凤等站，绝无人烟，草树茂密，近年以来猛虎频出作恶，往来人马，实为艰苦。”

对路途艰辛，朝鲜半岛使臣丁焕（1497—1540年）也写道：“昔闻诸人，辽阳以东，鸭绿以西，空山绝谷，羯胡之乡，荒草四合，蚊虻扑面，行者甚苦。”使臣许葑（1551—1588年）则对今本溪境内的青石岭记述道：“逾青石岭，岭在一路比诸岭为最险，两山挺出，林樾深邃，径石槎牙，马多颠蹶，人颇苦之。”可见，辽东山多且险峻，朝鲜半岛使臣想要通过这些山岭也不那么轻松。

水患也时常造成使团行程延误，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朝鲜半岛使团在通远堡被暴雨困了五天，河水减退后方冒险渡河，随行使臣朴趾源（1737—1805年）记录了渡河过程的艰险：“下隶三十余人，赤身抬轿，至中流湍急处，轿忽左倾几堕，危哉危哉，与正使两相抱持，仅免垫溺。渡在彼岸，望见渡水者，或骑人项，或左右相扶，或编木为扉而乘之，使四人肩抬而渡。”渡河时的艰险、众人的慌乱之状，跃然纸上。

辽河平原的壮阔让朝鲜半岛使臣感触尤深。朴趾源路经新民郊外时写道：“回看东天，火云滃潏，荡出一轮红日，半涌半沉于蜀黍田中，迟迟冉冉，圆满辽东，而野地上去马来车，静树止屋，森如秋毫皆入火轮中矣。”寥寥数语，呈现的是朝霞之下良田广袤、车马如梭的安定祥和景象。

温科学说，500多年中，朝鲜半岛使臣看到了鸭绿江、大凌河的荣枯，欣赏过凤凰山、医巫闾山的四季风光，他们一路悉心观察、详尽记录，对辽宁境内“六山一水三分田”的独特生态环境有着细致的描写，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别开生面的辽宁山川历史图景。

儒家文化是友好交往的纽带

旅途中的颠簸劳顿并未降低朝鲜半岛使臣与辽地人结识的热情，据《朝天录》《燕行录》记载，跨过鸭绿江后，每到一地，使臣们往往迫不及待地与当地人展开交往。

温科学表示，朝鲜半岛使臣们对儒家文化仰慕，是他们主动结交当地人的动力。

儒学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到13世纪末，程朱理学传入高丽，并迅速被接受，在朝鲜王朝时期，儒家思想被确定为国家的统治思想，贯彻到各种制度之中。

而在明清时期，随着书院在各地相继设立，儒学的广泛传播，在辽地培养和会聚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社会名流；大量内地人士被流放到关外充军的同时，也促进了辽地民风从尚武向崇文转变，出现了“礼乐文物彬彬然”的景象。

“儒家文化是朝鲜半岛使臣与辽地人友好交往的纽带，上文提到的许葑、朴趾源等朝鲜半岛使臣均为名儒，他们途经今辽宁境内时，首选与当地的文人贤士结交。”温科学说。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6年），朝鲜半岛使臣李昌臣返程时，在辽东遇到了贤士邵奎，当时邵奎刚好辞官还乡，双方言谈甚欢，李昌臣于是吐露了一桩心事。

原来在出使之前，朝鲜王朝命他代购《苏文忠公集》（苏轼的文集），他试图在北京寻觅此书，却未能买到，于是询问邵奎能否相助。邵奎便把李昌臣引入书阁，取出《苏文忠公集》赠给他。李昌臣急欲出资，却被拒绝，邵奎说：“何用价为？所以赠之者，以为他日不忘之资耳。”李昌臣回国后，向朝鲜国王汇报了他与邵奎的结交经过。朝鲜国王很重视，详细问询了交往的细节。

温科学介绍说，不仅李昌臣，另有多位史臣也与邵奎有过交往。明弘治元年（1488年），朝鲜圣节使蔡寿返回途中，在辽东白塔寺见壁上有邵奎诗，便以诗相和，遂与邵奎相识，“与之谈话无所不通”。蔡寿对邵奎的评价很高，称其“才德甚高，辽东大人等皆尊敬之”。蔡寿等人还建议，有些学术上的问题可以请教邵奎，得到朝鲜国王的准许。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朝鲜半岛使臣金中清经过辽东时，杨武祥、郑汝钰、杨翘三名秀才前来拜会。郑汝钰口音不像辽东本地人，金中清便通过译官询问：“你无乃南土人耶？”郑汝钰有遇知音之感，回答说：“我果绍兴山阴人。”杨武祥为前辽东副总兵杨元之子。杨元是赴朝抗倭名将，在平壤之战、碧蹄馆战役中功劳显赫，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南原之战中，率3000军兵誓死抵抗近5万日军，却因战败丢城，被斩首示众。念及杨元对朝鲜有恩，金中清在笔下写道：“今见其子，不觉戚然。”

朝鲜半岛使臣与辽东士人的交往中，双方的和诗、赠诗非常普遍。他们通过诗文传情达意，进行文化交流。如朝鲜半岛使臣金世弼（1473-1533年）两度出使明朝，在辽东与顾秀才相识，先后作诗两首赠予顾秀才。写下“会合何须问后先，神交千里且忘年”“联床尽日情无尽，欲别难禁涕泗流”等诗句。金世弼把与顾秀才的交往看作千里之交、忘年之交，极为珍视，分别时“难禁涕泗流”的描写令人动容。

温科学说，朝鲜半岛使臣与辽东文人的交往中，双方主动性高，交往地点也很灵活，住宿的学人家、驿站、路途中均作为他们的交往地点，和诗、赠诗、饮酒、畅谈，交流思想，是他们交往的主要内容，由此结下了深情厚谊。

史记

SHIJI

辽东大战时

使臣开始走海路

在明朝中后期，朝鲜半岛使臣的笔下频频出现对辽东武将的描述，使臣们对辽东的战事极为关注，这与当时辽东边患频仍的局势密切相关。

辽东为明朝重要的边镇，朝鲜半岛使臣李廷龟（1564—1635年）形容其“北抵幽都东鸭江，全辽形胜控三邦，地连海寇堤防紧……”

“辽东的安危关系到大明江山是否稳固，也关系到朝鲜半岛使臣的使行之路是否安全，在朝鲜半岛使臣的笔下，对辽东边将尽早解决边患问题饱含期待，因而辽东总兵、经略是使臣们关注的重点。”省博物馆馆员温科学解释说。

明朝辽东总兵杨照（1524－1563年）深得朝鲜半岛使臣好感。杨照效法岳飞，在自己的前胸、后背各刺“尽忠保国”四个大字，为官以“冰清玉洁”四字明志。使臣许葑在《朝天记》中记载，杨照“长身玉立，望之俨若神仙中人”“持身清谨”“用兵神速”。杨照战死沙场后，其在前屯（今绥中前卫镇）的祠堂成为诸多朝鲜半岛使臣敬仰、缅怀这位将军的重要场所。使臣李廷龟途经该祠堂时赋诗：“征虏将军忠壮公，千秋墓道竖英风。谅为烈士当如是，麟阁何须第一功。”

在《朝天记》中，使臣许葑还记载了辽东总兵王治道之死：隆庆四年（1570年）九月，蒙古部落进犯锦州，王治道“即率亲兵不满一千，往逐之”。被“诱出长墙”“稍深入，伏兵四面云集”，王治道“全军皆没”。

王治道身亡后，李成梁被提拔为辽东都督佥事。他镇守辽东30年，对辽东的稳定立下汗马功劳，朝鲜半岛使臣对其十分敬仰。李成梁掌控下的广宁，在朝鲜半岛使臣李安讷（1571—1637年）笔下呈一派安定景象：“广宁是雄镇，士马最精强……昔日战征地，今为游侠场。”朝鲜半岛使臣裴三益（1534—1588年）听说李成梁威声大震，边境安宁，遂作诗赞赏李成梁：“将军腰下剑光横，人道堂堂万里城。大振威声惊虏胆，远输忠肯卫皇京……”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辽东形势危急，熊廷弼受命经略辽东。第二年经过辽东的朝鲜半岛使臣黄中允（1577—1648年）对熊廷弼经略辽东的成效作了充分肯定。黄中允在《西征日录》中写道：“阵士四五万名皆全装惯带，盔甲鲜明，且制造战车迨万余辆，可防虏骑冲突，亦足慰矣。”

温科学注意到，朝鲜半岛使臣对袁崇焕格外关注。使臣赵庆男在《乱中续杂录》中如是评价袁崇焕：“天朝得袁崇焕为经略，时年二十七，智虑深远，用兵如神，今在广宁，多设方略，临敌策应，发谋千万，优备火具，以逸待劳，鞑奴大举累进，连败而返。”

朝鲜进贺使李忔于崇祯二年（1629年）向本国君主提交的状启《乱中续杂录》中，披露了他与袁崇焕会见之事。当时袁崇焕对李忔说：“军门也言，自辽被兵，无鲜使之趾久，信使重来，再见汉官威仪，令昔之感，欣然怆然。”

温科学说，不难看出，因受女真的威胁，朝鲜使节不敢再走辽东路线，明朝威信一落千丈，袁崇焕深感遗憾。

按照袁崇焕的建议，朝鲜半岛使臣经旅顺口、觉华岛，从宁远登陆，入山海关，抵达北京城。温科学说，这条线路虽然行程更为艰险，但对袁崇焕来说，“重新树立汉官的威仪”更为重要。 （本文照片由温科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