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 爽

核心提示

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除了大学教授的身份以外，还有一个更被人称道的身份——学术界活跃的组织者，举办学术讲座，推动多种丛书的出版，主持学术刊物。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主编了中国学界两套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前者介绍西方汉学，已经出版了180多种；后者介绍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也已经出版了130多种。他开玩笑说，中国学术界有两派：动手派、袖手派，他是动手派。

10月20日，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上，作为这部丛书的主编，刘东无疑是主角，也是最忙碌的人之一。所以，对他的采访进行得匆忙，但在简短的回答中，他的观点密度和信息量之大依然令人叹服。这篇算不上深入的专访，借用一下鲁迅先生曾经做过的比喻，“被刀子刮过的鱼鳞”，一些还留在鱼的身体上，和鱼一起做成美味，那些掉在水里的鳞片同样引人注目。

老在一个地方刨食 出不了大师

本报记者：您编辑的这两套丛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跨领域、跨学科，涉及面这么广，只有您一个主编，怎么保证这些领域您都了解呢？

刘东：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汉学家蔡九迪在一次聚会中说过，我们身边有这么一个人，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马上就讲出一套来，他就是刘东。这可能与我的学术经历有关系，我的第一个专业是美学，第二个专业是比较文学，第三个专业是国际汉学，然后是政治哲学、高等教育、艺术社会学，这些专业包括了哲学、文学、历史、政治、教育学和社会学多个领域。当然，也还是有我不懂的，那很简单，我就再去学呗。

本报记者：做一个跨学科的通才，这是您的努力方向吗？

刘东：孔子说，君子不器。孔子不也是什么都会吗？苏东坡、梁启超不也是这样的人吗？我对“国学”下过六个定义，其中有一个就是“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总称”，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一个好的古典文学家，他仍然不能称之为国学家，真正的国学家就应该是什么都懂，我们清华国学院当年的四位导师都是如此，就拿王国维来说，西方哲学、西方美学、比较文学、边疆历史、明清小说、宋元戏曲，他都研究。当然，这也是对我的一种挑战，但挑战的乐趣也在于此，不会就学呗，还有什么是我学不会的呢？知识都是触类旁通的，当你进入一个新的知识领域的时候，获得的那种兴奋感和发现的乐趣会更多。换句话说，它是事半功倍的，你老在一个地方刨食，你已经知道95%了，费半天劲，又知道到96%，可用同样的功夫，在另一个领域你也能了解50%了。做一个学者，或者说做一个学术的组织者，一定要是通才，而且也只有这样的通才，才有可能是学术界的帅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你只会这一点，我只会那一点，就不出大师了。

他们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谋杀了一本书

本报记者：仅是这两套丛书就有数百种了，您还要主持学术期刊，精力有限，那么多书和文章……

刘东：我就是喜欢读书，到现在为止，我还会每天读书到下半夜两点。但读书多、读得快还只是一方面，不能只是扫描仪、记忆机，你得知道这本书写得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大家现在都同意我选的书好，为什么呢？我跟书玩命，大家都觉得好，可我觉得不好的，我也不要。实际上我也没有那么天才，有的书不好，读到一半、读个开头就能判断，有的看标题就知道，可也有的书第一遍读还觉得好，再读一遍才觉得不好，还有的书用外文读着不错，翻译成中文又不好了。这些判断和思考的过程都是在跟书玩命。

本报记者：大家总结“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价值，认为它在30年间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这种影响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海外汉学与我们本土的国学研究有何差异？

刘东：这就是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别。对海外的汉学研究者来说，汉语不是他们的母语，无法理解其中最精微的部分，但是他们掌握了非常多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比如计量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而且他们的每一个课题背后都有强大的问题意识，这是我们的国学研究一直未能做到的。而内部研究，会给我们的文化形成一个根基。这两者之间一直重叠着、磨合着，有脑子的人，就会从这当中找到更好的答案；要是没有脑子，对照海外汉学，再看我们研究中的问题，是要动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呢？是需要补还是泻呢？会弄不清楚。而且海外的汉学家也分三六九等，他们也有左中右，我们一要知道得多，二要会分辨。

本报记者：翻译的水准也是这套丛书成功的关键。我也读到过其他人编译的书，很多国外的热门书，中文译本基本上是同步上市，可一些书的翻译真让人看不懂，基本上是要靠猜的……您是怎么选择译者的？

刘东：译者是很重要的环节，这一关过不去，常常是白费劲。我们的幸运之处在于，汉学最早是从欧洲发展起来的，成就最高的是荷兰、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学者，他们的著作就包括各种语言了，现在国际汉学研究的重心是在美国，基本上都是英文，而英文基本上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学者的“第二普通话”了，一般情况下，我只要是挑好了题目，就能找到这个领域的人来翻译。我选译者的标准，首先是专业性，比如研究中国古代星象的著作，一般人哪懂，你找研究天文学的人，那就很容易了。还比如有一本英国鸟类史，每一个词都有专名，我们就准备去找研究鸟类的博士。至于说到英文程度，如果他读完博士连自己本专业的书都读不懂，差到通不过我的试译稿，我根本就不要，但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事少。像您说的看不懂，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真深，你看不懂，比如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的书；另一种是他翻译得不好，那就糟糕了。有的译本，与其说是翻译了一本书，还不如说是谋杀了一本书。

当年反对的人，30年后不都开始回归中国文化了吗

本报记者：您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总序，只有寥寥数百字，读者始终津津乐道，特别是这一段，“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屡屡被人引用。那时您还只是个读博士的青年学者，而且置身于上世纪80年代，思想界的大气候是向西方学习，谈国学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您为什么会在那时就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中国的传统学问上？

刘东：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向西方学，我就在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了。我的老师李泽厚先生，写思想解放，写《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大家都很崇拜他，可当他写《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对传统文化作了相当多的肯定，不少人就开始反对他了。我当时是支持他的，因为我读了那么多书，包括宋代的书，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对的。当时，我还曾经和一位青年学子在台上论战过，一上台就被人喊“下去下去”，但我没有改变观点，下去之后我还是这么讲。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不是都开始回归中国文化了吗？

本报记者：有趣的是，在今天传统文化大行其道的国学热潮中，您又再一次以反思者的姿态出现，比如你说过的，“我们既不能从他者（汉学）眼中，迷失自己对自己（通过国学）的认知，也不能无视他者，自说自话。”

刘东：我的脾气一向都如此，做学问不能赶时髦，我只接受一个事实，跟随潮流的人如过江之鲫，再多也不能代表正确，错误的观点不会因为一时的流行就变成真理，独立思考才是我们拯救自己的唯一方式。历史是不断变化的长河，有那么多湾，你到底在哪个湾里，只能靠思考才知道。读书就一定让你的思想解放了吗？你到图书馆里随便拿出一本书，然后说真理在这儿，这是宿命论；可读得多，没有思考也不行。

当年，传统文化不热的时候，我提倡国学。今天国学热了，大家都朝这边走的时候，我也会把相反的方向点出来。我们这代人几乎是从精神废墟中起步，我曾把这代人所肩负的文化使命概括成“译百家书，成一家言”八个字，也就是说，要把从鸠摩罗什到王阳明的千年消化，压缩到短短的一代人中去完成。而且，不管这样的使命多么艰难，它对我们还显得特别紧迫，因为只要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就无法思想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我们也就终会有负自己的时代。30年坚持下来，“译百家书”的任务已经大体完成了，面对着“成一家言”的任务，我们决不可以居功自傲，决不可以有一日之懈怠。因为，恰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书，还在说明着我们的差距，我们对自己祖国的学术研究，至少要跟国外的同行旗鼓相当，也同样的那样细致绵密，同样的那样角度新颖，同样去展开良性的学术批评。

受访者简介

刘东，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李泽厚攻读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等洲，除国学领域外，所治学科依次为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教育学，晚近又进入艺术社会学。发表过著译作品17种，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主要著作有：《西方的丑学》《浮世绘》《刘东自选集》《理论与心智》《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用书铺成的路》《道术与天下》《思想的浮冰》《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