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兆惠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各种活动信息扑面而来。受其感染，我想到自己的40年。我打开笔记本，写下“一个人的40年”，然后罗列出我40年里读书和工作经历。唯有自己知道，豆腐账里面隐含着平凡人生的甘苦，而那些甘苦，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改革开放相连。如果没有改革，我就不会上大学，我的人生就可能与文学艺术无缘；如果没有开放，我就无法接触到人类鲜活的思想成果，可能永远不知道安·兰德、以赛亚·伯林、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谁。同样，也因为思想的解禁和人的回归，我才痛苦地纠缠一些脱离日常生活的问题，诸如生命尊严、个体价值和生死焦虑等。

一个人以什么样的姿态回顾40年，回顾指向自然不同。我选择的是审视姿态，关注的是内心痛点和精神生长。1981年暑期回家乡调查，面对一些农民的困惑，我也为农村向何处去而迷茫。我和我的一位中学老师说起这种迷茫，他平静而又不容置疑地说：只要农民过上好日子就行。正是这句话启迪了我，让我从悬置落到地上，回到生活本身。上学之前我曾在家乡工作过三年零七个月，改革前的社会现实把人悬置在虚妄中，经过那几年，我也被“悬置”了，凡事不能从生活本身去想，所以听了老师的话，我才有所觉悟。尽管我已经读了几年的书，但“悬置的虚妄”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我。

生活是人的生活，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生活，所以回到生活本身，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回到个人生活。而个人生活的根本，绝不单是吃喝拉撒睡，还有形而上的，与个人的价值、尊严等与个人的生存质量有关的精神层面的东西。经过40年的变革，整个社会的成员都在实现“人的回归”，而这“回归”之处，就是个人的精神诉求。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喜人成果。这也是我内心痛点和精神生长的大背景。多少年来，我的纠结、思索以及由困惑而生成的想法，几乎都是围绕着生命的自由和尊严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根基是我对“个人”的认识。省察自己的40年，之所以有存在感，是因为我为生命问题纠结、思索过。在生命觉醒的进程中，我在场，不是一个缺席者。

这也是我选择职业时始终没有离开文学和艺术的理由。我一直视文学艺术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是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文学艺术能使我从正确的角度看待个人，探索个人的生存。

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一个节点，促动我做自我省察。我要静下心来，梳理一下自己40年的困惑、挣扎、妥协、选择，还有伴随这个精神过程的阅读经历，写一篇完整的《一个人的40年》，给自己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