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臣君

核心提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辽宁大地上的东北大学虽然成为日军铁蹄下的首批受害者，但却以流亡办学的坚韧姿态，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精神旗帜。作为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其师生的抗争身影不仅镌刻在历史丰碑上，更被田汉、袁牧之等作家写入戏剧，成为九一八国难文艺辽宁篇章中最具力量的叙事主体。

从校园钟声到战场枪声，从笔端呐喊到枪林弹雨，东北大学师生用生命诠释了“教育救国、御侮兴邦”的初心。

《乱钟》鸣响际便是崛起时

“田汉的《乱钟》、袁牧之的《东北女宿舍之一夜》等作品，将东北大学作为国难叙事的核心场景，使其成为文学中觉醒与抗争的象征。”辽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高翔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创作并非虚构，而是基于1931年9月18日夜后沈阳校园的真实境遇——日军包围东北大学南北两校，“教职员工与学生凡身着洋服者，轻则被毒打，重则被枪杀”，校园随后被改为日军兵营，图书馆沦为关押抗日志士的场所，至今红砖墙上仍留有累累弹痕。

田汉的独幕剧《乱钟》以东北大学男生宿舍为舞台，精准还原了九一八事变当夜的历史瞬间。剧中15名男生以天干地支命名，展现了国难前夜的校园生态：学生甲诵读《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学生乙撰写揭露“日本对东北四省夙具野心”的时事论文，学生丙沉浸在情书写作中。这种日常场景被骤然响起的枪声打破，女学生小黄爬上钟楼敲响乱钟，“这一边宿舍的同学们！快起来集合啊，快和广大工人、市民们联合起来武装自卫！”东北大学艺术学系主任刘广远认为，“《乱钟》中‘领枪运动’的情节极具象征意义，学生们意识到‘不能拿起网球拍子打仗’，引用宋人‘金国有狼牙棒，我国有天灵盖’的典故，揭露了不抵抗政策的荒谬。”

袁牧之的《东北女宿舍之一夜》则聚焦女生宿舍的抗争。剧中6名女生各具典型性：痴迷《红楼梦》的“林黛玉”、崇尚西方生活的“上海小姐”、胆小谨慎的玉珍，以及主导抗争的“某女士”。当日军闯入宿舍欲行不轨时，“某女士”举起花瓶砸死日兵，腹部遭尖刀乱刺仍以毕生之力高呼“努力！”

这一场景与时任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承最为沉重的心理负担“200名女生有最大危险”的记载形成互文。高翔分析：“剧作家将校园周边民众遭受的暴行浓缩于宿舍场景，日军枪击男生王启东、撕扯女生衣物的情节，实则是‘沈阳城北陶然里少女被奸污、工业区六分局警察被碎足折胁’的艺术再现。”

吴祖光的四幕剧《凤凰城》更以纪实笔法塑造了东北大学师生群像。剧中苗可秀与教师王卓然的对话直接源自史料：“我替未出世的孩子起名‘抗生’，就是以抵抗求生存”，与《苗可秀志士遗墨》中“牺牲是兑换成功”的遗训完全吻合。高翔发现，该剧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校园演出时，“观众常达千人以上，收入大部分捐给前方抗战”，实现了文艺与现实抗争的呼应。剧中赵同率队“破坏铁道、飞机场，抢粮草军器”的游击战术，正是东北大学学生义勇军的真实作战方式。

从校园到战场的抗争轨迹

“东北大学的流亡史，就是一部移动的抗战教科书。”刘广远在采访中说。1931年9月26日，3000余名师生被迫撤离沈阳，经北平、开封、西安至四川三台，开启长达14年的流亡办学。据校史记载，仅九一八事变之际，学校损失即达1188余万元，39个实验室的仪器、动植物标本悉数被毁，但师生们始终坚持“读书不忘救国”信念。

在北平复课时，东北大学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主力军。1935年12月9日，300余名师生高举校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面对军警的水龙与棍棒，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音乐教师阎述诗创作的《五月的鲜花》在此间传遍全国，“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的旋律成为救亡运动的精神号角。刘广远说：“这支诞生于抗争中的歌曲，与校歌《为了中华，奋斗到底》形成呼应，构成东北大学精神的声音符号。”

流亡途中，学校始终与前线抗战紧密相连。1938年迁至四川三台后，文学院师生在广东馆、华光庙上演《凤凰城》等剧目，用艺术募集抗战资金；理学院师生研制的防毒面具送往前线；农学院在当地推广作物种植，缓解军需民食压力。这种“边学习边救国”的模式，践行了“办抗日大学”的理念。

血肉书写的国歌注脚

东北大学师生的抗争从未局限于校园。刘广远在采访中列举了一串闪光的名字：“苗可秀、丛德滋等战士战死沙场，马加、关吉罡等作家以笔为枪，他们共同构成了东北大学的抗战群像。”

苗可秀被称为“东北大学学生在战场上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血洒疆场的优秀代表。”高翔说，在《凤凰城》中，展现了苗可秀、赵同和教师王卓然的光辉形象。

苗可秀1926年考入东北大学中文系，九一八事变后组建“东北抗日学生救国军”，1934年成立“少年铁血军”，以“黑铁赤血的精神，复兴东北，采全民革命的手段，复兴东北，再造中国……”在辽东与日军周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山吟水啸，鸟语虫声，皆视为余歌余语，余泣余诉矣。凡国有可庆之事，弟当为文告我；国有可痛可耻之事，弟亦当为文告我……”1935年被俘后，面对威逼利诱坚贞不屈，就义前仍书“正气千秋”“精神不死”赠予狱卒。金毓黻在《苗可秀论》中感慨：“其淬志文史，彬彬儒雅”“然其后立志之坚，赴难之勇，死事之烈，乃类非书生所能为。”

1951年，毛泽东签署的共和国第一号烈属证（00001号）颁发给了东北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生丛德滋的家属。这位1938年入党的革命者，在西安事变后担任《解放日报》总编，以报纸为阵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被捕后，在兰州沙沟监狱遭受酷刑仍严守机密，牺牲前对妻子说：“一个革命者越是困难越要坚持斗争，能多坚持一天就多坚持一天。”

文学战场上，东大学子同样战绩卓著。马加1934年流亡北平加入左联，《复仇之路》描写农民家园被毁后投奔义勇军的历程，《同路人》中“故乡已没有属于中国的东西”的呐喊，道出了东北流亡者的锥心之痛。关吉罡的《挖泥船》以黑龙江北安镇为背景，讲述抗日同盟盟员炸毁日军军事要塞的故事，被学界认为是“集中营叙事的先锋之作”。赵惜梦的《沦陷三年之东北》则以报告文学笔法，记录了“日军在沈阳城大肆残杀民众，六分局30余名警察悉被杀害，碎足折胁，挖胸洞腹”的暴行。

作为国歌精神的重要源头，东北大学师生的抗争为《义勇军进行曲》注入了灵魂。1933年，学生高鹏向聂耳引荐了《义勇军誓词歌》，这支由锦州黑山义勇军创作的歌曲，成为聂耳作曲的重要灵感来源。刘广远介绍：“东大学子传递的不仅是旋律，更是‘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实践样本——他们中有人扛枪上前线，有人用笔作刀枪，有人以歌声凝聚力量。”

从田汉笔下敲响的《乱钟》到苗可秀血书的“正气千秋”；从阎述诗谱曲的《五月的鲜花》到聂耳汲取灵感的义勇军歌声，东北大学在九一八国难文艺辽宁篇章中，始终是精神坐标与叙事核心。这所坚守“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初心的学府，用14年流亡办学的坚守、数百名烈士的鲜血证明：教育的力量从不因战火而湮灭，反而能在国难中淬炼出最坚韧的民族精神。九一八国难时期的抗争史，正是这一使命最壮烈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