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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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良教授的《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是一部打破传统政治史框架、以社会史与文化史视角重构明清历史叙事的创新之作。其学术深度与叙事魅力相得益彰，勾勒出一幅跨越朝代更迭的“大历史”图卷，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重新理解明清社会的窗口，揭示出明清两代在社会治理、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层连续性。

《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清承明制》）以“清承明制”这一经典命题为切入点，却并未止步于制度层面的承袭与变革，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俗社会，通过鲜活的社会群体、流动的世风世情、繁复的地方治理实践，勾勒出一幅跨越朝代更迭的“大历史”图卷。这部著作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论著，又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通俗读本。

传统史学对“清承明制”的讨论多聚焦于政治制度与皇权强化，例如清代内阁对明代内阁的继承、军机处对皇权的极端集中等。陈宝良则另辟蹊径，将“制”的范畴从典章制度扩展至社会运行机制，揭示了明清两代在社会治理、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层连续性。

《清承明制》中对“镖局”起源的考证颇具代表性。明代的“镖客”因商人旅途安全需求而兴起，至清代演变为职业化的“镖局”，其名称从“保标”到“保镖”的流变，既反映了商品经济下社会分工的细化，也暗示了明清两代治安问题的延续性。这种从“制度溯源”到“社会功能”的视角转换，让读者看到“清承明制”不仅是政治体制的继承，更是社会需求的自然延续。

作者对“幕府人事制度”的梳理同样精彩。明代幕僚多由科举失意的文人担任，清代则进一步形成专业化、层级化的幕宾体系。这种“佐治检吏”的群体，既是皇权下地方治理的工具，也是科举制度“溢出效应”的产物——大量无法通过正途晋升的读书人，以幕僚身份参与社会治理，成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间阶层”。这种分析从社会流动与知识群体生存状态的角度，揭示了制度变迁背后的世俗化动力。

陈宝良笔下的明清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张力的世俗化世界。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思想解放的暗流，共同推动着社会从“礼法秩序”向“世俗生存”转型。书中通过部分群体的命运浮沉，生动展现了这一过程。

“富不教书”的塾师、“清客帮闲”的文人、“侠客化”的僧人，这些群体在传统史学中往往被忽视，却是明清社会世俗化的缩影。明代科举制度的僵化催生了庞大的落第文人群体，他们或投身幕府，或成为讼师，甚至混迹市井，以知识技能谋生而非“治国平天下”。这种职业分化不仅反映了科举制度的失效，更揭示了知识阶层从“士大夫”向“职业人”的身份转变。

天地会、镖局、会馆等组织的兴盛，标志着民间社会力量的崛起。作者表示，这些组织虽被官方视为“隐患”，实则是社会自我调节的产物。例如，清代会馆从同乡互助组织演变为行业垄断机构，既填补了官方治理的空白，也加速了商业资本的聚集。

陈宝良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儒林外史》《水浒传》等文学作品视为“社会史档案”，以文证史，捕捉文学叙事中的世情百态。书中对“阴曹地府的诉讼”“僧人的侠客化”等主题的解析，既充满文学趣味，又具有史学深度。例如，《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地府的桥段，被作者解读为明代民间对司法不公的隐喻。阴司诉讼的荒诞情节，实则是现实社会中“好讼”风气的投射——明代江南地区诉讼成风，甚至出现职业讼师群体，这种“以阴讽阳”的文学手法，成为观察世俗社会的重要镜像。

《清承明制》中引用《十叶野闻》中镖客与盗贼斗法的故事，揭示镖局行业的江湖规则：镖客不仅需武艺高强，更要深谙人情世故，通过“递帖子”“拜码头”等方式与黑白两道周旋。这种“以小说补正史”的方法，让历史叙事更具血肉，也凸显了世俗文化对制度运行的渗透。

陈宝良的写作始终贯穿着对现实的观照，反映了历史书写的当代性。书中对“谣言传播”的分析尤为深刻：从明代“倭寇来袭”的恐慌，到清代“选秀女”引发的民间婚嫁狂潮，作者认为，信息不对称与权力结构的失衡，是谣言滋生的温床。

作者对“清承明制”的辩证解读，也为理解历史连续性提供了新思路。清朝虽以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却在社会治理层面大量沿用明制，甚至将明代后期的世俗化趋势推向高潮。这种“继承中的创新”提示我们：历史变革往往不是断裂式的颠覆，而是层累式的调适。

这是一部“接地气”的学术典范之作。《清承明制》实现了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完美平衡。陈宝良以“小人物”的命运为经，以制度与社会的互动为纬，编织出一张覆盖明清两代的世俗化网络。塾师的清贫、镖客的江湖等细节共同构成了一个真实可感的“人世间”。

《清承明制》提供了一种“向下看”的历史观——真正的历史动力，往往藏匿于市井巷陌、众生百态之中。正如作者所言：“继往”方能“开来”，唯有理解世俗社会的韧性，才能读懂中国历史的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