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

读理查德·艾尔曼的《乔伊斯传》，里面写到《尤利西斯》最初是发表在一份名为《小评论》的杂志上，这份杂志由玛格丽特·安德森和简·希普两位女士主编，“这家刊物更倾向于创新，以发表散文为主”。（【美】理查德·艾尔曼：《乔伊斯传》第480页，金隄等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版。）她们欣赏乔伊斯的创作，面对社会各种压力都不屈服，后来为这部杰作还上过法庭。我们不必以事后诸葛亮的态度去赞赏她们的眼光，至少可以说她们对这部作品和作家的捍卫是尽心尽力的，也可以说是爱和欣赏吧。

当年看到过《小评论》的刊名时，我就曾想：真不错，将来拿它做一个书名。我设想中的“小评论”，可长可短，以精短为主，用随笔或札记的形式写出，既是作品品评，也是我的心境自述。文字要闲，却又不乏锐利……

据说，“庞德先生曾数次就美国大学里的学术研究坦率地发表意见，批评它死气沉沉，指出它与真正的文艺鉴赏和富有创意的文学生涯是多么隔绝。他始终准备着与学究作风相对抗。”（【英】托·斯·艾略特：《埃兹拉·庞德的韵律与诗作》，苏薇星译，《艾略特文集：批评批评家》第20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版。）这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吧，况且庞德后来还被医生鉴定为精神失常送进了精神病院，自然是不经之论。不过，今天仍然很流行的艾略特在谈庞德的诗歌时，说过这样的话：“有个肤浅的测试认为原创性诗人直接走向生活，次生性诗人直接走向‘文学’。探究此事，我们发现真正‘次生性’的是将文学误作生活的诗人，而他经常犯此错误的原因无它——阅读不够。”（【英】T·S·艾略特：《引言》，《涉过忘川：庞德诗选》第41页，西蒙、水琴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3月版。）我想置换一下，把这里的“诗人”置换为批评家，次生性批评家让批评走向“学术”。批评和学术并非天然对立，互不相容。比如，写学术论文要求克己，最大限度地让“我”躲在“客观”的皮夹克之下，而批评之所以有活力，恰恰是这种文字里，“我”的鲜活可见。在某些时候，我并不认为批评是对作品判断、检讨、“指点”，它更是对话、交流，甚至是评论家以作品为素材的自我表达，这才是它更有魅力之处。

“小评论”应当是我下一本评论集的名字，这里被我偷懒提前使用了。偷懒的背后还有一种惫懒的心绪。这些年，我所写的当代文学评论的文字越来越少，我从不否认当代不乏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我也不曾远离他们，只是不在那些热热闹闹的文学“现场”，而在我安安静静的书斋里、在作家的书本之间。我更愿意隔着书本与作家交流，更愿意躲进小楼成一统，谈一点对那些不曾轰轰烈烈的作家的感想，与“流量”远一点的“小评论”，却真实地出自我心。

鲁迅编完自己的集子后，曾说：“但愿这本书能够暂时躺在书摊上的书堆里，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于容不下一点小土块……”我也奢望为“小评论”留一点空间，寄存我并不想争一日之长的闲心。我不揣浅陋把这些新新旧旧的文字编在一起，梳理它们的心态与鲁迅编《坟》时的感觉可能很接近：“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鲁迅：《坟·题记》，《坟》第2页。）

我也想做一个纪念，纪念我走过的时光，纪念曾在一起的人和事，纪念一种自由和任意的心态。特别是我看到其中有一篇为谢有顺的随笔集所写的书评，那是20多年前，回想意气风发的谢有顺和那些时光，我有那么多感慨；今天重读收在书里的一些文字，我为自己当年的坦率、无所顾忌而惊讶。倘若它们伤害过谁的话，我请求原谅，请接受我的真诚和理解曾经的热情。

前年，鲁迅作品单行本重印时，我请出版社的朋友寄了一套给我，有别于厚重的全集本，这两年，我断断续续地闲读起来。人过中年，再读鲁迅，读出他的忧伤和沉重自然不稀奇，在这之外，我感到的不是冷，而是热，是温暖和坚毅，比如这一段：“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鲁迅：《坟·写在〈坟〉后面》，《坟》第298页。）先生说得多好啊，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它也鼓励我，有一天我还是要把那本真正的“小评论”写出来，这正所谓“哀莫大于心不死”吧。